胜利日莫忘胜利病，全球战略视野下的抗战胜利

王鼎杰

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抗战胜利纪念日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日。因为抗日战争是海通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参战，且成为重要战胜国的现代大战，是公认的洗雪百年屈辱之战。

同时，抗战又是一场深刻影响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大战。从东亚史的角度，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影响国运的较量。从世界史的角度，抗日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抗战胜利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要从中国转型的内部视角看，更要立足全球，从东亚史、世界史的不同维度去推敲。

如此推敲下来，才会发现，抗战不仅不是中国自己的战争，也绝非中日之间的战争，而是与19世纪以来的全球秩序塑造密切相关的战争。

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进入第二帝国时代，世界则进入不列颠霸权时代。在地理空间上，英国霸权建立在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宰制之上。太平洋是遥远之洋。俄国东进，美国西进，本质上都是避英国之实，击他国之虚，利用球形世界的构造，最终会师远东，颠覆英国霸权。法国在输掉普法战争后，本着失之欧洲、取偿海外的思路，也来到远东建立新法兰西帝国。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俄美法三强战略夹包清王朝的态势。这个态势当然是非常不利。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利，反而让中英找到了合作的结合点。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越来越积极地帮助清王朝进行自强。其目的首先在于用清王朝牵制俄美法三个新兴强国，从而维持亚太均势，进而维持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均势。

可惜清王朝完全不懂现代外交，对中英合作反应迟钝。反而是日本看清了关键，通过长期筹划，在1894年发动了近代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发动这次战争的一个重要时间表，是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美国的巴拿马运河的工程进度。其实质即在于，抢在美俄可以大力度向东亚投送力量之前，打败中国。打败中国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从中国获得割地赔款，更在于迫使英国只能与日本合作。

正是借助甲午一战的胜利，日本替代了清王朝的战略位置，逐步成为英国的战略盟友。从而通过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成为列强俱乐部中唯一的一个非白种国家。

清王朝却在失败后病急乱投医，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再到王族内阁，自乱阵脚，加速瓦解，由战略棋手迅速降级为列强争夺的棋子。

与此同时，德国的战略冒进，进一步加速了英国霸权乃至整个欧洲的衰落。一战的本质，是欧洲列强的互残。日美两个非欧洲大国，开始加速崛起。但日美围绕亚太霸权的矛盾也日趋尖锐。美国发起的裁军会议、九国公约，无不是在孤立、挤压日本。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中国精英开始从现代外交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反思晚清以来的失败。除了众所周知的整合国力、奋起追赶，更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将中日战争国际化的战略方针。力争立足更大的战略框架，逆转中日力量对比。

日本却忘记了自己胜利的外交基础。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宣传倒灌，迷信大和魂，迷信纯军事力量。这就矮化了国家战略，更让自己的舆情和民情日趋失控。

甲午战争爆发时，全球舆情，几乎都看好中国。清王朝的自我感觉尤其良好，以为日本黑子弹丸之国，不足一击。连俄国情报部门也坚信，就算日本能赢得初期胜利，也早晚让中国拖垮。但最终恰恰是日本取得了胜利。

抗战爆发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看好中国，日本尤其蔑视中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一无工业化，二无强有力中央集权，根本不足为日本的对手。总以为中国干什么都是错，都是不自量力。整个民间舆情场更是火爆，铺天盖地，全是中国欠揍、中国狂妄、中国做英美马前卒、中国做苏联走狗、中国干扰日本崛起……日本高层也出现了“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盲目乐观情绪。因此形成了“膺惩暴支”的官民军共识。

可是，中国扛住了日本的三板斧，将日本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淖。在各大强国都努力争做最后参战大国的时候，日本却成了第一个陷入长期战争的强国。

此后，日本亮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帜，企图借力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取代欧洲列强在远东的主宰地位。可是，中国的存在成了一根吞不下、吐不出、折不断的大鱼刺。日本越是强调大东亚主义，中国在同盟国战略棋局中的分量就越重。因为中国的抗日，本身就是对日本宣传的最佳回击。

而美国不仅仅要拉中国抗日，更希望中美能在更大尺度上合作。

美国已经意识到，随着德日的战败，未来世界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第一股力量是英法，他们将持续衰落，但却依然控制着辽阔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第二、第三股力量分别是苏联和美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新兴力量。

苏美不仅有联合打败德意日的需求，更有战后合力肢解英法的需求。但是，苏联雄踞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更便于从中获取收益。美国远在美洲，反而有些鞭长莫及。如此发展下去，三国就会变成楚汉争霸，而苏联的战略位置恰恰优于美国。

故而，美国选择了中国。希望中国不仅能在战时消耗日本，更能在战后帮助美国肢解英法、制衡苏联。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开始力主美中苏英四大警察，有中国而无法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更不顾英法反对，第一时间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划入中国战区。中国战区又以中国人为统帅，以美国人为参谋长。日后邀请中国联合占领琉球，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参与托管朝鲜，都是这一战略逻辑的产物。

相反，英国力争让法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更伺机抢走泰国和半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受降权。苏联则以削弱中国为参加对日战争的前提，正是对美国战略的反制。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战略背景，决定了抗战的结局。这个结局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但也留下了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既有大国博弈的外力干扰，也有内部外交学步的内力影响。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理性反思，深入研究。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世界史、中国史，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们长期割裂历史，才造成了世界史中找不到中国，中国史中看不清世界。

中国和世界是一个整体，胜利和失败也是一个整体。

胜利者一旦染上胜利病，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像失败者。而失败者如能卧薪尝胆、胡服骑射，则往往能够反超曾经的胜利者。

在一个恒定多元的世界中，大国博弈注定是多回合较量。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顺风，不逆风。可怕的不是逆风，而是逆风时的焦躁和冒进。相对于优势时让优势最大化，更难的是劣势时如何让损害最小化。只有学会了逆境中的止损，方能守住底线，等待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争取开出新棋局。甲午战争后的清王朝，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恰恰都忘记了这一点，从而自我突破了底线，走上了加速崩溃的道路。

故而，总结我们的挫败时，也要深入研究对手何以成功。纪念我们的胜利时，也别忘记反思对手为何失败。只有兼顾了历史的A面与B面，才能扫清盲区，才能让曾经的失败与胜利各得其位，也才能避免现实中重蹈覆辙。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外交同样不是。胜利日纪念，同样要跳出说面子话、灌精神鸡汤的套路。如此方能守常知变，在逆境中实现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