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核领域相互脆弱性与“武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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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核领域相互脆弱性与“武统”前景

20多年前,“武统”只能靠千军万马强渡海峡

20多年前,“武统”只能靠千军万马强渡海峡

继川普在美国疫情扩散期间发推文呼吁中国参加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谈判后,美国再次就核问题出招搅动两国关系。4月15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新闻声称,中国可能在罗布泊进行小规模的秘密核试验,美国务院公布的军备控制报告显示,虽然中方一直表示严格遵守国际核禁试条约,但美国怀疑中方违反了该协议,不过这份官方报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与美国近期连续在核问题上搞事情相对应的是,疫情在中美之间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对立情绪。在两国关系前景晦暗不明乃至双方可能进一步脱钩的猜想中,核问题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而中美战略竞争势必会引发两国学者在涉及某些具体场景,例如台海问题上的核博弈探讨,哪怕这种探讨停留在纸面上,也可能为双方决策者提供建议。

在今天的文章中,易评君从相互脆弱性,中美核理论与现实以及台海问题博弈三个角度解析中美在核领域的交锋。

相互脆弱性的双重逻辑

所谓相互脆弱性顾名思义就是容易受到彼此的伤害,美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明确表示不承认自己容易受到中国战略核力量的伤害,它延续了以前美国战略文件的提法。由于中美核武库规模差距巨大,两国核关系数十年来始终居于双边关系的外围,偶尔会在重大安全危机发生时被提起。

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报告——《中国与核武器》里提到,虽然中国早在1964年成功进行原子弹爆炸,但之后20年里中国仅仅制造了150枚左右的核弹头,数量是当时英国的一半。中国研发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制止核侵略和防止核讹诈,而非进行核军备竞赛。与美苏相比,中国核武器的战备程度相对较低,例如中国将大部分核弹头安置于存储设施,而不是安装在导弹之上准备随时发射。加上规模较小的核武库,中国几乎不可能在和平时期通过先发制人核打击解除对手武装。长期以来,中国核威慑以陆基洲际导弹为主,不仅没有建立起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也没有效仿美苏,发展天基预警体系。基于核力量的历史对比,美国决策者在较长一段时期甚少关注中国的核武器。

唯一一个被美国承认容易受到彼此核力量伤害的国家是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冷战时期,美苏核武器不仅相互瞄准对方导弹发射井,还将对方城市作为攻击目标,因此相互承认,接受和维持它们共同的脆弱性被视为维系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稳定的关键因素。相互脆弱性使双方坚信对方不会发动战争,因为双方都承认这场战争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当然,双方都尽最大的努力来限制自己的脆弱性,包括采取反制目标和限制损害措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将他们在全面核战争中遭受的损害降至最低。但美苏都清楚地知道,试图限制自己的脆弱性与消除脆弱性有本质不同。确保相互摧毁带来的可怕后果使美苏两国保持了基本的和平状态,这是相互相互脆弱性逻辑的第一层。

除了保护自身安全,美苏还要考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承认相互脆弱并不能阻止美苏向对方传达他们在必要时宁愿冒着打核战争的风险也要捍卫切身利益的决心。直白而言,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宁愿打核大战也要保护那些重要盟友和核心利益。第二层逻辑是第一层的延伸,美苏通过承认相互脆弱性,明确表示他们认识到了捍卫盟国的巨大风险,也愿意冒着核战争风险维护自身“势力范围”。

这种双重逻辑带来的结果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保持了较为持久的和平,双方在对方重要的战略要地也保持克制,主要扶持代理人或者在彼此势力范围之外的“中间地带”进行军事较量。

傲视群雄的美国海基核力量

傲视群雄的美国海基核力量

了解上述逻辑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美核竞争关系以及美国纠结“是否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就相对容易了。

中国核政策的理论与现实

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跨过核门槛进入有核国家俱乐部后,所奉行的核战略及核军控政策一直保持不变。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具体而言就是: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不为别国提供核保护伞,不在别国部署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同时,中国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核大国比数量比规模,也不参加个别核大国主导的核裁军谈判。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决定了中国主要采取后发制人,防守反击的策略,那么核威慑体现在哪里呢?答案是核报复,也就是可靠的二次核反击,这种策略能否奏效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进攻-生存,核反击-拦截能力的精确计算。通俗来说,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既要注重核武器生产、储存、发射设施的生存防护,也要提高战略核武器的突防和打击效能。这种综合能力建设对一国要求极高。

中国相对较小的核武库规模是对敌方先发制人常规/核打击和我方生存能力以及核报复毁伤效果进行评估和计算得出来的结果,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以无论何时中国核反击都能让对方难以承受为目标。如果对方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强,那么我们就相应增加核弹头数量,为了保证效果最大化,中国核反击的主要对象是敌方大城市。

上述政策在拥核国家里可谓独树一帜,那么它在实践中是否好用呢?排除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及上世纪90年代之前较低的军费投入等因素,我们还需要考虑当时潜在对手的核政策以及双方的博弈进程。

例如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面临美苏特别是苏联方向的核威胁,提出了三打三防,主要对北方核大国可能发起的核生化战争进行预防。由于中国刚刚跨过核门槛,面临苏联这样的核大国威胁,我们主要在生存端想办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核问题上主要奉行“限制损害”(Damage Limitation)的策略。所谓限制损伤,通俗而言就是通过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包括展现使用核武器的姿态)提前解除对手核潜力,进而减少己方受到的伤害。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报告中将这一理念这样描述:“美国对限制损害的偏好不应被视为有意发动核战争或者谋求在核战争中毫发无损。相反,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在采取某些行动时担心(这些行动)是否会引发核危机或核冲突。由于美国限制损害的能力较强,对核战争的承受能力也更高,这种能力赋予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即冲突爆发前,阻止中国发起军事行动,哪怕该冲突远低于核阈值,如果危机或战争爆发,将采取任何措施胁迫中国退让。

1999年国庆阅兵,东风-21的介绍是中程地地核导弹,而东风-31在当时刚刚研制完成。

1999年国庆阅兵,东风-21的介绍是中程地地核导弹,而东风-31在当时刚刚研制完成。

20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不仅面临严峻的高科技战争威胁,也遭遇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横加干涉。以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美国一度希望利用其强大的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先发制人消除中国大多数核潜力,迫使中国不能轻易做出武统台湾的决策。

彼时,中国能打击美国本土特别是东海岸主要城市之手段极其有限,美国并不忌惮中国的核反击。因此,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新三打三防,防的是侦察监视、精确打击和电子干扰,打的是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武装直升机。

需要补充的是,美国主要通过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和制定灵活的先发制人打击手段来提高“限制损害”能力,也就是同时谋求进攻端和防御端的优势。这种策略对核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有较为显著之效果。例如,在半岛核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制定对朝鲜核武器生产、储存和发射阵地进行先发制人常规打击的战争方案。美国凭借攻防两端的优势迫使朝鲜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被迫处于战略守势。

曾经的我们在台海问题上也面临类似困境。

台海问题背后的博弈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能有效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反击手段薄弱,致使美国漠视中国的核威慑,而后又通过扩散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强化其“限制损害”的能力。可以说,美国只有在限制损害的成效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才会重视与中国在核领域相互脆弱性关系的建构。而削弱对手“限制损害”能力的直接办法,就是提高己方战略武器的突防和打击水平。

布鲁金斯学会报告中提到,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中国主要依靠携带单弹头的DF-31和老旧的固定发射井发射的东风-5A获得有限核反击。尽管装备了战略核潜艇,但其较差的噪音控制,巨浪-1极其有限的射程,加上“指挥-控制”难度大,因而不具备可信的威慑能力。

美国学界和政策界提高对中国核能力的重视程度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五角大楼发布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认为,中国与美俄一样长期致力于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它们的规模不断扩大,穿透防御能力更强,发射速度更快,具备更强的躲避侦察监视能力,使美国城市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简而言之,它提高了美国谋求限制损害的门槛”。

没有强有力的“核铁拳”,美国就不把我们的核威慑太当回事

没有强有力的“核铁拳”,美国就不把我们的核威慑太当回事

这种突防能力提升是全方位的,除了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大量应用,原有导弹的技术升级,还包括新型陆基机动发射式洲际导弹DF-41,新一代潜射导弹的研发入列。此外,中国还对核力量与非核力量进行融合,提高了美军先发制人削弱我方核潜力的复杂性。大量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用于常规打击,且DF-21、DF-26既能避免双方陷入核战争,又能对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敌方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大大降低美军“讨价还价”能力。

近年来包括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乃至澳大利亚前高官都呼吁美国正视与中国在核领域的相互脆弱性关系。曾任澳国防部战略与情报部副部长的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美国战略核力量比中国大得多,破坏能力也大得多,但如果中国以其有限的力量仍然可以对美国造成空前的破坏,那么二者就没有本质区别。美国决策者没有足够信心彻底解除中国核反击能力,因为中国很容易通过扩大和改善自己的进攻力量来抵消美国防御能力的提高。因此,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中美这两个竞争对手是相互脆弱的。

兰德公司2019年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即使不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也要正视两国愈加具有竞争性的核关系。美国应建立与中国高层决策者之间的直接危机沟通渠道,以及高级军官之间的沟通渠道,还应当与中国加强核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进行稳定战略对话,启动导弹发射通报制度,邀请中国对美国履约《NEW START》情况进行检查,只有提高透明度才能避免双方在危机时误判。

核领域的相互脆弱性不仅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影响,也波及了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体系。日本近年来呼吁美国不要承认中国的核打击能力,以免削弱其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信心。

然而不承认与中国相互脆弱性也会带来新的现实问题。对比冷战时期美苏对各自盟友的安全承诺可以发现,彼时美国认为即使核大战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旦遭遇苏联战争威胁,美国也宁愿冒此风险保护盟友。而今天美国不承认与中国核脆弱性,意味着美国有意采取模糊立场,即在盟友和伙伴面临生死考验之时,美国介入与否或者介入程度是需要计算利益得失的。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正是如此。

这一点对自恃关键时刻能够获得“美国驰援”的中国台湾岛内某些人士无疑是当头一棒。即无论承不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美国也不敢像1996年那样威胁解除我们的核武装,在双方不发生核大战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有信心通过常规军事手段最终实现两岸统一。(文章作者:易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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