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记者意外拍到1把日本军刀，发现南京百人斩凶手竟有4个

1995年7月，南京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准备拍摄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录片，时任南京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宣传科科长的倪永杰，意外发现香港杂志《广角镜》刊发的一篇短讯，文中说，台中县的一家军史馆展出了一把日军军刀，参加过南京大屠杀，似乎是当年“百人斩”事件的凶刀。

摄制组顺藤摸瓜，居然由此发现了1名在南京制造过百人斩惨案的日军战犯。令人震惊的是，这名凶手，在抗战胜利后的大审判中，我们并没有发现。

一、记者的意外发现

为什么说是另1名呢？

大概大家都知道，1948年1月，根据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三名参与南京大屠杀并制造百人斩惨案的日军战犯，在南京雨花台枪毙。这三人分别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其中田中军吉屠杀300多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灭绝人性地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向井砍死106名中国人，野田砍死105人。杀人竞赛的数据，系由1937年12月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即现今之《每日新闻》）刊登，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所以，世人知道的是3名战犯得到报应，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屠杀中国人的凶手，留下了屠杀证据，却在当年的调查、审判中漏了网。

1995年7月，南京这个摄制组看到香港杂志的短讯后，一度也认为，这柄军刀大概就是在南京被枪毙的3人中某个人使用过的。

摄制组为了拍到真实的历史物证，决定到台湾现场拍摄。不料到了岛内，才发现香港报道错了，这把军刀不在台中县，而是在台北的“国军历史文物馆”，收藏级别还是比较高的。

摄制组赶到该馆，得知这把日本军刀正在该馆组织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特展”中参战。

当时的特展中，南京大屠杀事件有一组专门的展区，“百人斩”凶刀就陈列在一楼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展柜内，旁边还辅以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用军刀砍杀中国人的仿真蜡像。

记者们到达现场，如愿拍到了这把军刀。

摄制组的记者老师们之前做过功课，当年百人斩事件的细节大概都了解。拍摄这把军刀的过程中，摄制组很快发现一处异常。

这把凶刀是常见的日本军刀，所不同的是刀柄上有一镶嵌的铜块，上面用日文刻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样，留下当年侵略者炫耀自己杀人成果的罪恶印记。

107人！

这与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3人杀人数字都不一样。

摄制组顿时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这根本不是他们三个用过的军刀。南京大屠杀的百人斩事件，可能还有一名战犯。但是查阅当年审判记录，并没有发现其他杀人战犯的情况。

杀人的凶刀留下日军残暴的罪证，但这一罪恶的屠夫在哪里？战后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凶刀默默无闻的几十年间，发生过哪些事情？看来，只有找到当事人，才能弄清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必须立即追查这把战刀的来历，还南京人民一个公道！

二、追查真相

摄制组立即在台北展开了调查。

根据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里的档案记录，“南京之役杀107人”的日军军刀是原国民党第16军中将副军长魏炳文先生所收藏。1971年魏炳文去世，1985年军刀由其亲属捐献出来。

魏炳文1949年随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来一直定居于台湾，其亲属情况到底怎么样不得而知。摄制组没有渠道在台北查找魏炳文的后人，只好通过台北的黄埔军校同心会，代为打听魏炳文的下落。

魏炳文是黄埔一期生，之前与同心会有联系，但是信息有限，只知道他是陕西西安人，至于他的亲属、子女情况，一概不知。

缺了这个关键一环，就无法继续追查军刀的来源。摄制组不甘心，回到南京后，又与陕西的黄埔同学会联络，看看能否查到魏炳文在老家亲属的信息。

与此同时，摄制组还把这把军刀的信息告知南京大学的专家，看看他们能否找到历史信息。没想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高兴祖同志，很快想起来他十多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曾提到过这把军刀。他连夜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军刀的原始收藏者，是一位国民党军老兵，名叫余鸿成，现居四川大竹县。

摄制组的负责人打电话到大竹县，了解到余鸿成老人仍然健在，现任四川大竹县侨联副主席。余老曾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曾在全国政协的《人民政协报》上写了一篇名为《难忘的血债》的文章，文中讲述了他曾经收缴过这把日本凶刀的事情。

高兴祖教授所看的文章，就是这个。

摄制组联系到大竹县，由当地侨联找到余鸿成老人，请他专门写了封信，说明这把军刀的来历。

原来，这把军刀是1946年1月收缴的。原来当时在中国境内投降的日军尚未完全解除武装，余鸿成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22师辎重兵营中校营长，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全部军马。

日军方面由一位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大尉联络官，与余鸿成办理交接手续。

交谈中，日军联络官见余鸿成对军刀感兴趣，便告诉余鸿成，说他很惋惜自己手中的这把祖传下来的战刀，因是战俘身份，军刀作为武器不能携带回国。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大尉联络官代表旅团长，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

事后，余鸿成每把都抽开看过，其中就有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的凶刀。

据余鸿成回忆，这把杀107人的凶刀不是日军联络官自己佩带的那把，两把刀样式有明显区别。

当时，喜爱收藏军刀的余鸿成深信这把凶刀不吉利，带回去以后生活会不顺当，他就拿出其中5把，包括这把凶刀，请一起来接收军马的军工兵营营长李福堂带回上交了军部。这把凶刀被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留下来收藏，之后，又辗转被带到了台湾。

这就是当时的经过。

细节说得够清楚了，但无论南京摄制组的同志，还是余鸿成老人都对当年的事有些惋惜，如果当时足够敏感，看到这些字样后立即追问日本联络官，大概能了解军刀原主人的信息。

这样，1948年审判也会让这个杀人狂魔受到正义的处决。

三、恐怖的军刀

与此同时，寻找魏炳文亲属也取得了进展。

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传来了好消息，那里登记的信息比台北同心会全一些，魏炳文在老家还有一个弟弟，弟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魏炳文的亲侄子，在同学会留有信息。南京摄制组的记者同志们得到了魏炳文在西安市和长安县两位侄子的地址，接着又登门拜访，据他们说，魏炳文还有一弟魏炳超，随他去了台湾。魏炳文也还有几个子女定居在台北，多年来从未回过大陆。魏炳超多年前留过一个台北的地址，不知现在是否还在。

这是一个宝贵的信息。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摄制组无法立即赶赴台北采访。直到1997年11月，以制作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罹难60周年纪录片的名义，摄制组再赴台北进行采访。

11月11日，摄制组记者在台北卧龙街56巷30号的大院里，拜访了魏炳文的弟弟魏炳超。

魏炳超时年72岁了，当年他随哥哥败逃台北，本以为哥哥是大官，能过上好日子。然而现实大非所料。魏炳文虽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但当年西安事变时，魏炳文在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的联名兵谏声名中，签上了名。这导致他后来被打入另册，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他以黄埔一期生之身份，败逃台湾时还只是个副军长，同批的杜聿明、宋希濂等人都已是兵团司令、方面军副司令，胡宗南退台后更是荣升上将，魏炳文没能给家人亲属带来好运。

魏炳超来台后，当时军人、家属、官员数量众多，全台湾仅600余万人，却要供养多达100万的军政人员，条件非常差。魏炳超身无一技之长，也没娶上妻，一直孤身一人，连套像样的房子也没混上，挤在一所“荣民”大院里，独居一室。

记者说明来意后，魏炳超想起当年往事，不禁唏嘘，他倒是知道那把军刀的故事。

据他介绍，魏炳文死后，军刀留给了幼子魏亮，魏亮在手中藏了许多年，后来捐献出来。

记者索要了魏亮家中的电话，当天就与魏亮联系上了。记者对魏亮介绍了来意，起初魏亮还有顾虑，当记者晓以民族大义时、诉所南京遇难同胞之惨状、日军行凶之灭绝人性，魏亮终于打消了顾虑，向记者介绍了这把刀的有关情况。

魏亮是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最末，是魏炳文生前最喜欢的小儿子。

据魏亮说，魏炳文来台后无职无权，一直赋闲在家，与军中的那些老同事也断了来往，所以这把私留下来的军刀外界并不知情。

魏亮小时候就常玩这把刀，当时他并不知道上面的刻的“南京之役杀107人”代表着什么，只是觉得这是父亲留下的战利品，很好玩。

这把刀很锋利，一尺厚的马粪纸，一刀下去都能砍透。他拿刀砍树玩，用力很猛的时候，刀柄上总能震下来许多暗红色的血渣渣，沾满手掌。

刀柄上还绕有一道道的麻线，不知道是何用意。

他小时候不懂，后来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猛然惊觉，这刀上的血渣，原来竟是南京遇难同胞的血。

过了几十年，物是人非，血债却还在这里顽强地记录着。

魏亮觉得恐怖得，大约知道了这个刀的来历，乃是大凶大恶之物，就再也不敢玩了。

如此大凶之物，注定了不会一直隐藏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有家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影片叫《扬子江风云》，讲述日军侵华战争。制片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退隐将军魏炳文家有一把削铁如泥的日本军刀，于是找他借用当道具。

扬子江风云演员

魏炳文借出这把刀，作道具使用，片中出现过这把刀的特写。没想到从此招来无穷麻烦。

这部电影后来传播到日本，有个日本人看到这部影片后，到处打听这把军刀的收藏者，后来获知魏炳文家的地址，三番五次找上门来，要高价收购这把刀。这名日本人是什么来历，魏亮不知道，也没打听，怕招致麻烦。

为此，他们先后搬了四次家，躲避骚扰。每次搬家后，这个日本人都想方设法又找上门来，盯得很紧。

后来分析，这个日本人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主人或者其家人，想收回这把曾经代表他们武勇的武器。另一种可能，大概日本官方看到了“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眼，急于毁灭历史证据，所以急不可耐地要收回这把刀。

但当时魏炳文自顾不暇，生活一般，也没有心思考虑追查杀人真凶的事，此事就此搁置起来。现在，摄制组也无法再找到当年那个日本人的身份了。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次遗憾。

魏亮自小经历了这些事，知道这把刀背后的价值。1971年魏炳文去世后，曾叫台北一家拍卖公司估价，当时他被告知，至少一百万美金。魏亮吓了一跳，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误会他要卖刀，为此还发了脾气。

魏亮对记者说，估价其实只是一时好奇，实际上给多少钱也不能卖，那些被砍的人死得多冤，怎么能忍心拿他们的血腥钱呢。

1985年初，魏亮的母亲魏常莲去世。弥留之际，老人家交代子女，把这把刀捐献出去，留下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的最后遗言。

当年，魏亮与哥哥、姐姐商量，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将军刀捐献了出来。

魏亮的线索也到此为止了，摄制组无法再往下找寻，那个隐藏在历史尘埃里的日本凶手，活着的，或者死了的，到底是何许人也！

彼苍者天，曷无情也，令凶人遁逃！

四、真凶浮出水面

1997年的调查无果而终，摄制组由于缺乏足够力量支持，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南京大屠杀的这笔血债，眼看就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南京30万遇难同胞的血泪，在九泉之下依然汩汩而流，盼望着上天赐予奇迹。

幸运的是，还真出现了奇迹。

20年后，也就是2017年，在一位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这把军刀的原主人，终于被调查出来了。

笔者行文，从不故弄玄虚，此处先将这名日本军人的名字表明：

马见塚八藏。

此人生卒年不详，与百人斩凶手之一野田毅同是日本鹿儿岛县人。南京大屠杀时，马见塚八藏担任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第11中队队长，军衔是大尉。

这个人是怎么挖出来的呢？是青年学者吴京昴从浩如烟海的日本战争史料中梳理出来的。

我们概略地了解一下马见塚八藏参与侵华战争的过程。

马见塚八藏在1935年时已经成为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的小队长，深受炮制侵华理论、被称为日本“纳粹主义教父”的北一辉等人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同年4月，他在第23联队的青年军官杂志《青云》上发表了题为《实施昭和维新与青年军官之奋起》的文章，提出“现阶段日本青年军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实施昭和维新，彻底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并呼吁日军所有青年军官迅速奋起。

可见，这是一个以“昭和维新男儿”自居，并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人。

在1937年8月，马见塚八藏随第6师团侵略中国，首战在华北。

驻守华北的中国军队组织了激烈的反击。当年8月底，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南口战场，指挥第14集团军在北平西郊突破日军阵地，一度威胁日军在北平的指挥部。

马见塚八藏所在的部队是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他们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派往门头沟、千军台附近同中国第14集团军展开激战。

此次战斗，日军第23联队损失惨重，付出了死177人、伤371人的代价，而马见塚八藏也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到第6师团野战医院休养。

1937年11月初，由谷寿夫中将率领的第6师团从华北转战华东，在杭州湾登陆。马见塚八藏正是在此时伤愈归队，参加了南京战役。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谷寿夫率部攻入南京城，随后有计划地组织了那场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马见塚八藏似乎没有参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竞赛，但他所杀的人也绝不是战斗格杀，而是与向井、野田一样，残杀中国平民或是放下武器的俘虏。这是国际战争公约明确禁止的行为。马见塚八藏的杀人恶行之所以没有被日本记者报道出来，大概是他没有像向井、野田一样主动找记者“爆料”。

马见塚八藏于1938年初调离第6师团，1944年1月15日，马见塚八藏就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步兵第72大队大队长，时为日军少佐。

1945年9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于河北定县投降，随后就地警备等待中国军队接收。1946年1月，向中国军队第16军缴械，前往天津收容所。1946年5月，马见塚八藏回到日本鹿儿岛。战后一直逍遥法外，逃脱了审判，在鹿儿岛得以苟且偷生。

吴京昴先生表示，不能完全确定马见塚八藏就是这把军刀的主人，还有待更加准确的证据，比如刀上的铭文。

不过，我们略加分析，也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范围。

当年侵华日军只给军官佩发军刀，而且，能够连杀这么多中国军民，必定手下有一定数量的士兵协助，这名军官不可能是少尉，至少是有一定职务、能管辖一定单位的队长。

根据之前的比对，参加过南京之役、投降前在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任职、同时又在河北投降的军官，只有马见塚八藏一人，他当时是中队长，完全有条件让手下士兵协助他进行杀人暴行。

在此，我们感谢吴京昴先生的考证，让我们距离历史真相又近了一步。

然而真相毕竟来得太晚，这个丧心病狂的日军凶手很大概率已经老死，逃过了正义的惩罚，是我们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