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任总理的大国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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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三任总理的大国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

2020年09月16日 07:21:55
来源:时代周报

特约记者 钱克锦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在世人的眼里带有许多谜之色彩:它的文明历史悠久,但成分复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似乎并不是很清晰;以人口算,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古老的种姓制度却仍在很多领域影响人们生活;它雄心勃勃,但是至今影响仍难超出南亚次大陆。

这个文明古国素有大国之志。早在1943年独立前,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曾表达过对大国地位的憧憬:“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印度?

“尼赫鲁-甘地”家族

1947年8月15日的子夜,尼赫鲁在国会宣布印度独立时说,“当午夜钟声响起,全世界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将苏醒并迎接生命与自由。”

但“迎接生命和自由”的过程,一开始却充满动荡和血腥。根据《蒙巴顿方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建国。建国之初,居住在印度教徒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大批逃亡伊斯兰教徒地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往印度教徒地区,有不少是被强迫移民,旁遮普地区还发生冲突、暴动和屠杀,有研究称至少有50万人丧生。

混乱和流血得到控制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政府就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的问题。

与对印度文明充满自信的圣雄甘地不同,出身显赫的尼赫鲁更愿意向外界寻求发展道路。尼赫鲁虽然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在英国留学多年,也深受英国费边社的影响,终身提倡费边主义。费边主义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通过温和改良而非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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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调和,他观察道:“单纯的政治民主所具有的一切弊病在美国很显著;而由于缺乏民主所导致的一些弊病也存在于苏联社会。”在自传中尼赫鲁也曾写道,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非常重要,但他们只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必要步骤,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社会主义”思想在独立前后的印度颇有社会基础。1944年,包括J.R.D.塔塔和G.D.贝拉等八名产业大亨,起草了一份经济计划。在这个被成为“孟买计划”的文件中,他们在展望印度独立后15年的美好前景时,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个人和企业自由将被暂时搁置。”资本家要求政府强力干预,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反映了当时印度精英们的思想。

尼赫鲁本人从印度独立开始,一直执政至1964年。在他之后,绝大部分时间是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直至1989年。百年老店国大党也深深打上“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烙印。

“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时期,印度基本上是按照尼赫鲁和商界精英设想,在政治上仿照英美,实行议会制和联邦制,三权分立;经济上则以苏联为模板加以调整,实行一种混合了资本主义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下,政府确保公营部门在军工、核能、钢铁、化肥、机械制造和铁路等行业的主导地位。英迪拉·甘地时期更是将上了一定规模的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国有化。

然而,这种模式的成就却差强人意:1951年到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不到4%,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水平,被西方戏称为“尼赫鲁式增长”,含义暧昧。僵化的体制抑制了印度的活力并削弱印度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印度在这一时期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从制度上削弱种姓制度的影响,加强对贫民和流浪者的社会关怀,在外交上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代表者。正因为如此,尼赫鲁依然受到印度民众爱戴,在国际舞台也享有很高声望。

“孱弱领导者”辛格

但经过“尼赫鲁-甘地”家族几十年的执政,印度既没有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也没有销声匿迹。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不仅在政治上改变了世界,在社会思潮上也带来巨大冲击,经济改革也成为一种潮流“尼赫鲁式社会主义”此时也是难以为继,印度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980年代,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但人们一般认为真正改革是从1991年纳拉辛哈·拉奥出任总理开始。实际上从那时起到现在,拉奥、阿塔·瓦杰帕伊、曼莫汉·辛格和纳伦德拉·莫迪连续四任总理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其中辛格的作用尤其引人注意。

辛格是个国大党元老,也是个经济学家。1991年至1996年拉奥任总理时,辛格出任财政部长;2004年国大党联盟胜选后他又担任总理(印度第一位锡克教徒总理),成功连任至2014年。

就任财长不久,辛格在宣布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说:“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听清楚,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印度正式开始放弃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向市场经济。

在辛格的主导下,印度开始大刀阔斧式改革经济体制,公营部门控制的行业只剩下原子能、军用航空、舰船和铁路运输四个部门;改革金融和财政体制;调整外贸与外资管理等等。

“清醒了”的印度果然不一样,1990-1999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5.9%,随后的十年这一数字高达7.7%,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辛格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或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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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总设计师”,但辛格是一位低调的政治家,性格温和,执政风格甚至有“书呆子气”,不善于和外界以及媒体沟通。甚至有印度官员称,沉默寡言是辛格最糟糕的缺点,外界还因此对辛格产生误解,认为他是个“孱弱的领导者”,被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操纵(2004年国大党胜选后,索尼娅本可以任总理,但她以自己不是出生在印度为由,不愿担任此职,推荐辛格出任)。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辛格既不受索尼娅操纵,在执政方面也远非孱弱。除了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外,辛格执政期间在外交上也开辟新局面,特别是致力于改善和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巴在辛格执政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

不过,辛格的经济改革也未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并没有“阳光普照”,而是集中在官员、工商和中产阶级等群体,社会底层没有感受到什么好处。加之由于社会的变化,印度政治生态也发生很大变化,国大党开始衰落,地方性政党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国性政党人民党迅速崛起。虽然改革仍在继续,但印度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橘黄化”的莫迪

1996年的选举是人民党崛起的一个标志。那次选举中,人民党成为人民院(下议院)第一大党,虽然短暂执政后被国大党联盟取代,但1998年正式掌权。1999年选举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有分析认为,那时的人民党虽然崛起,但只算是“一批政党中的佼佼者”,和其他政党还算平起平坐。到了2014年,人民党再次赢得人民院过半数席位,成为第一大党,2019年选举中再延续这一势头,赢得303个席位。这时,很多观察者认为印度已经进入人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

理解这个时代,需要了解三个关键点:人民党,国民志愿团和莫迪。

人民党主张民族主义、民主以及印度教至上,支持者主要是印度教教徒和中小商人。该党获得成功,不仅得益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也因为有力的组织行动。这方面,国民志愿团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国民志愿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主张弘扬印度教文化、保护印度教徒利益的右翼志愿者组织。其目标包括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

虽然是志愿者组织,但国民志愿团组织非常严密,是个准军事化组织,有大约500万成员,从偏僻的农村到繁华的城市,都有它的各级组织,并且定期活动和进行训练。

1962年中印冲突、两次印巴战争中,国民志愿团都非常活跃,展现了极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印度国内出现的教派冲突中,自然也常常可见国民志愿团的身影。有人说,国民志愿团是个“自称不是政治组织的政治组织”。

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意识形态上基本吻合。两个组织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在最近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民志愿团发挥组织严密的优势,全力为人民党助选,战绩有目共睹。

国民志愿团的优秀成员也加入人民党,在帮助人民党成功竞选之后,这些身在人民党的“团员”也可以获得政府要职,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国民志愿团的政策,特别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方面的政策。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是个典型例子。莫迪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从小就是国民志愿团成员,在当选总理后,任命的很多高管也是国民志愿团的团员。

当然,莫迪仍然在进行辛格时代开始的经济改革,还在消除尼赫鲁时代的一影响,也致力于消除印度的贫困。但他上台后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印度政坛出现的保守、民粹和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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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度的政坛,可说是“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莫迪”的现象。印度教认为最庄重的颜色是橘黄色,所以有分析说,现在要说印度的政治光谱,那就是“橘黄色”,印度很多政策,也出现“橘黄化”现象。

“橘黄化”影响到了印度的内政外交:比如,政府重视印度教方面的建设;颁布被认为是针对穆斯林的《公民身份修正案》;某些邦开始禁止宰杀牛,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引发印巴之争,在中印边境也频频出现动作等。

印度13亿多的人口中,80%是印度教徒。莫迪政府的这些政策,基本都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在宗教和民主主义方面相比,莫迪政府的经济成绩不算好。但有关印度的民调和一些媒体在印度实地采访都发现,莫迪民望很高,很多选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莫迪,他们都不会投人民党的票。至于外交方面,BBC的采访发现,“那些对外交政策没什么兴趣的农民、商人和劳工认为,在莫迪领导下,印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莫迪甚至被很多印度选民视为“救世主”——把今天的印度说称是莫迪时代,也不算夸张。

前路漫长

莫迪时代的印度,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又给周边和地区带来什么影响?

有人担心,在宗教主义色彩浓厚的团体的支持下,莫迪这个政治强人,会不会沿着民族主义道路一直往下走?有研究者甚至宣称,印度正在经历“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民主手段选出一个强权人物进行一党统治,最后导致民主死亡”的过程。

但也有人认为不必担心。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并非印度一家。看看近几年的全球形势,美国、巴西和欧洲多国,不都在右转吗?这是个世界问题。

况且,印度教虽然势力最大,但印度是个多元化社会,印度教本身也是派别众多。印度教一统天下并不容易;人民党虽然是政坛老大,但严格说来,它是全国性政党老大,并不是在每个地区都占优势,比如在东部和南部就不能称霸政坛。因此莫迪时代的印度并不会成为“一元化”社会。

同样,很多人对莫迪时代的外交有何追求也充满疑虑?民主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强盛,往往会引起冲突。印巴关系,中印关系都可能因此更加紧张。

更为宏观地看,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国家;面积亚洲第二,世界第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现已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些因素注定印度对外影响远不止周边关系。

在这方面,“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倒是观察印度未来战略的一个切入点。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最早为印度的一名海军上校在2007年提出,随后日本政府也提出类似概念;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战略中心重新定位在亚洲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战略分析师就常常提出这个概念。莫迪和特朗普上台之后,“印太地区”的概念更加流行——2018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

莫迪政府对印太地区概念的热情,体现了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的一种构想。随着实力的增长,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印度大概已经不满足于南亚老大的角色,可能会借美日澳的战略构想,借一个松散的“印太联盟”,把影响从印度洋扩展到太平洋,真正实现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

然而,这种构想需要具体的策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就指出:如果印度没有有明确的前进战略,极有可能会被无法控制的力量压倒。

怀抱大国雄心的印度,未来之路注定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