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VS技术员 美国空军也有导弹和轰炸机的路线之争？

【注】12月2日，美国首次向外界公开展示了B-21“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也是自1988年11月B-2隐身轰炸机正式曝光后，时隔34年美国空军再次公开新型轰炸机。然而，在冷战早期，美国军界曾围绕着“要轰炸机还是要导弹”的激烈争论。最终，在一场“史诗般的对决”中，托马斯·怀特将军战胜了来自柯蒂斯·李梅将军的强大阻力并获得了胜利，让美国空军得以研发和部署“宇宙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本文编译自外国杂志，旨在向读者展示那段历史。

上图：12月2日，美国首次向外界公开展示的B-21“突袭者”隐身轰炸机。

柯蒂斯·李梅，这位曾在1948~1957年间领导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物，却认为美国的首款洲际弹道导弹“宇宙神”是一个奢侈的“大玩具”，而且无法完成其预期的使命。李梅将军认为，洲际弹道导弹在部署后只有经过漫长和痛苦的部署历程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可靠状态。当然了，李梅将军始终把弹道导弹放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研发资助优先度的最后面，这就意味着“宇宙神”弹道导弹不可能有机会获得他所要求的“漫长和痛苦的部署历程”。

上图：手持一枚“宇宙神”火箭模型的托马斯·怀特将军。怀特认识到，对于传统的空军来说，建立一支战略导弹力量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他坚持认为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此外，李梅将军还贬低称洲际弹道导弹仅仅是一款“政治和心理武器”，并坚称为洲际弹道导弹划拨的任何预算资金最好都用在其他“突防兵器”上面——无论是空对地导弹，还是他所钟爱的轰炸机。

1953年3月，李梅将军的副手和他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继任者托马斯·帕沃将军在一封向美国空军部长提要求的信中阐述了他“老板”（即李梅将军）的坚定立场。“无论导弹项目如何”，帕沃将军在信中写道，“我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观点是：‘有人驾驶飞行器’在高空、远程方面的不断进步应该始终是空军研发项目的优先目标”。

托马斯·怀特将军在1953年6月就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后来在1957~1961年间升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怀特将军对李梅将军的观点表示出了强烈的不赞同。1954年5月，不顾李梅将军的强烈反对，怀特将军把洲际弹道导弹提升到了美国空军研究与发展计划优先事项的首位。在接下来七年的时间里——这也是怀特在军中服役的最后七年，怀特和李梅二人就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冲突不断。最终，怀特将军“战胜”了李梅将军并取得了胜利，成功地把“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引入了美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之中。

上图：美国空军第四任参谋长托马斯·怀特上将（左）和副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上将（右）在一起，照片摄于1961年。为了平息轰炸机鼓吹者们对弹道导弹项目的批评和不满，白宫方面特地任命李梅将军担任空军副参谋长一职。

脆弱的关系

李梅和怀特二人的关系谈不上多么友好，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植根于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和领导风格之中。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优秀的空中力量指挥官之一，李梅是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被晋升起来的——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他就从少校被擢升为少将。他毫不客气地命令他麾下的轰炸机群把德国变成了一片瓦砾，把日本变成了一片火海，而且他经常在空袭行动中亲自驾驶领航的轰炸机飞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李梅赢得了“特别好战”和“残酷”的声誉。

上图：柯蒂斯·李梅将军（坐在驾驶舱前排头往右侧偏者），时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坐在李梅将军右侧的是波音公司的试飞员特克斯·约翰斯顿（Tex Johnston）。约翰斯顿正准备驾驶这架波音公司的新式空中加油/运输机进行试飞。这款以波音707飞机为基础改进而来的飞机最终发展成了KC-135空中加油机。

李梅将军的个人风度与他的战争哲学是相匹配的。李梅的传记作家沃伦·科扎克（Warren Kozak）曾这样描述他说：“（李梅这个人）沉闷，总是在思考，让人难以接近。他很少笑，话讲得也很少，而当他讲话时，他那寥寥的几句话似乎是在一声咆哮中喊出来的。坐在他旁边共进晚餐的妇女们会说，李梅可以坐着吃完整整一顿饭而一个单音节词也不讲。他这个人脾气粗暴，不懂得圆通，牙齿之间总是紧咬着一根毫无生气的、潮湿的雪茄。”

与李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怀特很帅气，他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早在他18岁时，怀特就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了。他的同辈对他的描述是“光彩照人”“书读得很好”和“亲切的”。

相比于李梅几乎塑造了美国空军将士的灵魂，怀特却既非天才的战地指挥官，也不是一位能力超群的飞行员。他早年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大使馆随员武官，在这一职业生涯中飞行反倒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尽管如此，在外交方面的“服役”也让怀特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他在运用语言方面的技能——在西点军校上学期间的业余时间里，怀特学习了中文，这仅仅是他所掌握的七种外语中的第一种；此外还有他那在社交方面的优雅。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还磨练了怀特的政治精神，并给他带来了提高知名度的职业机遇。

在1925年从飞行学校毕业之后，在志愿来中国北京服役之前，怀特在一支观测中队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不过，怀特在驻扎在北京期间很少飞行，因为他必须前往中国东北的奉天（沈阳的旧称）或菲律宾的马尼拉去借一架飞机。

1934年，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任命怀特担任小威廉·布列特（William C. Bullitt，Jr.）的随员武官，布列特是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这有可能是因为麦克阿瑟没有意识到怀特有限的飞行熟练程度，抑或是麦克阿瑟注意到了怀特出于自己的主动性而学习了俄语。布列特要求提供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以便他可以在外交界“炫耀”，而麦克阿瑟则认为怀特恰好符合布列特的要求。

上图：左起第一人即为怀特，他当时担任美国驻苏武官和大使小威廉·布列特（右起第二人）的飞行员。怀特曾经和布列特驾机与苏联列宁格勒附近的一片沼泽地来了个“亲密接触”。

苏联方面向怀特颁发了他们的第一张民航驾驶执照，但很少允许他飞行。更糟糕的是，怀特在飞行经验方面的缺乏似乎导致或者说促成了一起缩短其武官任期的事件：当怀特驾机把布列特从莫斯科送往列宁格勒的时候，他“坠机”了。在空中迷航并经历了所谓的“发动机故障”——也许是由于烧光了汽油——之后，怀特在一片沼泽中进行了紧急着陆，结果整架飞机侧翻了过来。虽然没有受伤，但布列特却沾了一身的泥浆。他在拍发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有线电报中说：“我们翻滚着着陆了，但最终飞机右侧朝上翻了过去。别相信那些向你报告说我们都死了的人的胡说八道。”

上图：作为表示尊重的一个举动，苏联人向怀特颁发了一张飞行员执照。

这次“坠机事件”并未对怀特的职业生涯造成伤害。他被转调到了罗马，并在那里继续担任助理武官。1940年，他被提拔并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武官。他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两年，然后开始从事参谋工作，先是在第3航空队，然后是在情报部门。

1944年，怀特被派遣到了太平洋战区。与李梅不同，怀特几乎没参加什么战斗。相反，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钓鱼，他对这件事充满了激情。一旦怀特找到了一片好的钓鱼水域，他就会忘记了现在还处在战争期间。怀特有一次还差点漫步到了一片有日本兵藏身的地方。幸运的是，一位年轻的美军士兵阻止了他，并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上图：怀特（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的某个基地里展示他所捕获的一些鱼。和李梅不同，怀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未参加什么作战行动。

1948年，怀特被任命为美国空军的立法联络主管。时任美国空军部长助理（后来成为了空军部长）的尤金·扎克特（Eugene M. Zuckert）在回忆怀特时说：“（他）与普通的二战航空队将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在我见过的所有军官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在他得到这份工作（空军立法联络主管）之前，很明显，美国空军在这一领域原本是非常非常不擅长的，而怀特恰恰具备做好这类工作的高超素养。”怀特很快就在决策者当中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他思路清晰、像一个政治家、为人绅士而且和蔼可亲，这些品质导致他的风头盖过了李梅，最终被选为美国空军参谋长。

事实上，李梅将军曾经一度是美国第二任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热门继任者，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得李梅未能按计划接范登堡将军的班。

1950年3月，范登堡将军的副手缪尔·费尔柴尔德将军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原本要按计划以三星中将的军衔退役的纳森·唐宁被任命为新的空军副参谋长。不久，范登堡将军由于罹患前列腺癌而提前退役，唐宁将军遂接任了美国空军参谋长一职。

上图：纳森·唐宁将军，1953至1957年间担任美国空军第三任参谋长，1957至1960年间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唐宁擢升怀特取代李梅担任了自己的副参谋长，怀特在这一职位上足足待了四年之久。当唐宁在1957年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怀特便顺利地担任了美国空军参谋长。当时的报纸对怀特当选空军参谋长一事的评价是“黑马般的选择”。

原本属于自己的空军参谋长一职最终落到了怀特手中一事让李梅觉得无比懊恼，此事甚至导致李梅在其自传中无意间流露出了他对“大使馆武官”这一职位的鄙薄。在一次对怀特的反唇相讥中，李梅描述了他是如何从涉外事务中把帕沃“解救”出来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帕沃）不久就要被派到英国担任空军武官了。事实上，帕沃已经把去英国后按照外交要求所应穿的各种僵硬的衬衫都买好了。幸好，我在他赴任这一职位之前把他‘救’了出来。”

李梅将军最终还是等到了统领美国空军全军的机会（注：李梅在1961年6月30日正式就任美国空军参谋长，1965年1月31日卸任）。然而，在此之前的漫长等待无疑使他与怀特那原本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加恶化。

李梅领导的“抵抗运动”

李梅将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中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岁月。在此期间，他几乎打造了一个“帝国”。

1948年12月，李梅说服范登堡将军组建了“美国空军高级军官委员会”（USAF Senior Officer Board）。在李梅的劝说下，该委员会批准了将战略轰炸作为美国空军这一年轻军种的主要任务，并授权李梅改造战略空军司令部。在李梅的领导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规模足足膨胀了四倍：从51985名人员和837架飞机增长到了超过224000名空勤人员（这比1939年时美国陆军的总人数还要多）和2711架飞机。

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李梅将军在其“专业领域”的成功和认同归于有人驾驶的核轰炸机，对他而言，研发拥有巨大破坏力的“替代品”是无法接受的。在了解到怀特于1954年5月下达了把“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进度加速到“技术允许的最大程度”的指示后，李梅“气得七窍生烟”。

作为回应，1954年6月，李梅让他的“门徒”帕沃将军执掌了“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A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ARDC）的大权。李梅的意图是让这一研发组织免遭“导弹爱好者”的“魔爪”。

作为对李梅的高调回应，怀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唐宁将军的支持下下令成立了“西部研发分部”（Western Development Division，WDD），该分部是一个拥有半自主权的组织，负责导弹的研发。虽然“西部研发分部”名义上是“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一部分，但其资金却来自独立的拨款。此外，西部研发分部还被授予了“承包经营”的权力，所以可以不受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掌控。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一星准将的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A. Schriever）被授命负责主管西部研发分部的工作。

上图：“宇宙神”B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升空时的情景。

帕沃反对空军总部的这一决策，在尼尔·希汉（Neil Sheehan）的著作《冷战中的暗潮汹涌》（A Fiery Peace in a Cold War）中，对帕沃的反应作了如下描述：“（帕沃认为）整个安排是不公平的。他（帕沃）被指示在西海岸创建一个独立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组织，由一名将官对该项目的每个细节进行全权的负责。然而，该指示也要求帕沃对最终结果负责。简而言之，帕沃需要对一件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负责。”

在西部研发分部成立之前，美国空军在对待洲际导弹时与对待其他武器系统没有什么不同。1952年9月美国空军在其发布的第136-3号文件中声称，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一款革命性的武器，也不需要得到“特殊对待”。事实上，当时的美国空军甚至将洲际导弹命名为“实验性轰炸机”，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则被赋予了XB-65的代号。

帕沃将军在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前任厄尔·帕特里奇（Earle E. Partridge）中将是这个政策的少数反对者之一。早在1953年年初，帕特里奇就向怀特写了一份备忘录，并在其中质疑“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一款革命性武器”的说法，并劝说怀特考虑一下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帕特里奇预测到，在美国空军内部会出现两种分歧性的思想。“其中一派将会是小而有力的，他们坚持认为可以通过导弹完成以前战略空军的工作。代表‘老古董’的另一派将始终坚持他们会继续使用经过了战争考验的飞机。”对此，怀特开始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回信，但后来又告知帕特里奇说：“我把原先打算给你的那份回信撕掉了。你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观点。”

1954年11月，怀特宣布，获得“初始作战能力”是“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直接目标，也就是说，排在最优先位置的不仅包括对导弹的研发工作，还包括对导弹的批量化生产。对此，愤怒的李梅则发誓说：“这些玩意儿永远也不可能具备作战能力！”

当施里弗向李梅这位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介绍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基本情况时，后者给了他一场充满敌意和短暂的接待。“你们往那款导弹上安装的弹头最大能有多重？”李梅将军这样“挑衅”地问道。“一百万吨”，施里弗回答说。“当你们能够把比一粒炮仗还大的东西装在导弹上时再来向我汇报吧！”李梅将军反驳道。

李梅运用了一切机会去拉拢“轰炸机小集团”中抵制洲际弹道导弹的“残余分子”——这些“残余分子”不少在美国空军中身居高位。不过，让李梅越来越感到失意的是，怀特斥责了空军参谋部中的人员，并称弹道导弹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他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继续干下去。

李梅无视了怀特的斥责，并拒绝将资金从轰炸机转移到导弹上。他在1955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他的立场：“我坚信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进攻性力量的骨干……应当重新审查各种导弹项目并尽可能地将这些项目‘下马’，以便为扩大我们的轰炸机战力而提供资金。”

上图：在1957年完成了一次创纪录的飞行后，李梅将军正在从一架KC-135的驾驶舱中探出身子来向外张望，照片摄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埃塞萨（Ezeiza）机场。李梅曾在1955年写道，应该取消洲际弹道导弹项目，以便为轰炸机项目腾出更多的资金。

轰炸机不仅仅是李梅麾下的武器。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轰炸机是“一款战争机器，李梅在情感上深深地与这款战争机器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款李梅对其抱有坚定信念的武器。”有趣的是，李梅将军在他那本572页的自传中只用了3页的篇幅来描写导弹，而且这3页还是被他用来证明装备核轰炸机的正当性。

1956年6月，李梅告诉国会说：“我们认为，今后的情况将依然会与过去的情况一样，即，一款装备精良、坚固、机组人员训练有素的轰炸机将可以穿透任何能够被打造出来的防御体系。”他接着又宣称：“我认为，任何一支选择部署有人操纵武器系统的国防力量相对于选择无人武器系统的国防力量都拥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对此，早已对李梅无可奈何的怀特在1956年向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所做的演讲中抱怨说：“这当下这个年代的美国空军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真正很有创意、合乎逻辑、有远见的思想的例子。在我看来，我们的人只是在试图找到新的方式去阐述那些与以往的空中力量相比毫无改变的旧事物，却不去考虑他们是否需要改变以应付新的局面，而且也不去考虑是否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

1957年6月，怀特召集了以负责研发工作的空军副参谋长唐纳德·普特（Donald Putt）中将为首的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场会，以评估将弹道导弹力量整合到空军中的前景。普特报告说，空军中的大多数高层军官普遍缺乏对弹道导弹的兴趣和理解。

离“敌人”要更近一些

怀特为如何控制住桀骜不驯的李梅而挣扎着。怀特知道，他没有强迫李梅退出的政治权力，也不可能等待一位听命于他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走马上任。早在1951年时，44岁的李梅就收获了他的第四颗将星，这使他成了继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以来美军最年轻的四星上将（注：1866年，44岁的格兰特被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授予了四星上将军衔），而比李梅年长五岁的怀特则直到1953年才收获了自己的第四颗将星——足足比李梅晚了两年。

尽管如此，当怀特在1957年7月被提拔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这一职位时，他意识到他有机会来压制这位“轰炸机捍卫者”了——方法是任命李梅为自己的副手。作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一位“特立独行的指挥官”，李梅喜欢自己做主；但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李梅却不得不听命于怀特。

对怀特而言，这个伎俩是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注：此处所谓“浮士德式的交易”可理解为在获得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因为此举几乎保证了李梅将接替怀特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

尽管如此，这一举动的好处却是双重的：首先，它利用了李梅对指挥体系的忠诚，这是李梅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任职时就严格奉行的宗旨。其次，让李梅担任副参谋长遵循了一条古老的著名军事格言：离你的友军近一些，离你的敌人要更近一些。担任副参谋长后，李梅不仅要为怀特工作，他还被要求住在弗吉尼亚州迈尔堡的隔壁。

李梅在怀特的紧密监督下日渐缄默，怀特在1957年9月30日与其麾下的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令人头痛的摊牌会”，怀特在会议上严厉斥责了这些军官，因为他们对导弹抱有消极的态度。

“空军高级军官们对飞机的挚爱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里了，这也情有可原”，怀特说道，“但是，我们绝不允许这一切最终发展成大炮巨舰主义者们对战列舰的态度那样。我们不能忽视‘所有的真理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这一基本规律。”怀特告诉他的下属们说，空军应该保持灵活性，并采用最高端的技术。

“随着导弹的出现，美国空军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妥善利用这一系列的新型武器系统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怀特宣称，现有的资金将允许采购洲际弹道导弹或重型轰炸机，但无法同时采购这两种武器装备。

怀特接着又概述了他对导弹的信念，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新的有关导弹的未来蓝图。他首先宣称：“根据目前的效用和使命，空军最需要这样一款武器。”在一番吐露了其令某些人难以接受的底线却又充满了手腕的宣言中，怀特说：“为了维持所需的作战能力和灵活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空军必须保有大量的有人驾驶飞机。”接着，当他的听众们反应不再那么激烈后，怀特亮出了他的底线：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轰炸机。他说：“随着导弹在实战方面的适用性越来越好，它们将根据军事需求逐步装备各支单位——完全或部分替代有人驾驶飞机。”

1957年10月4日，也就是在怀特召集其手下的军官们开完上面的会后还不到一周的时间，苏联人就用世界上首款洲际弹道导弹——R-7导弹成功地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人在1957年12月17日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宇宙神”导弹，以此作为对苏联人的回应。

1958年4月，在预计“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将很快获得初始作战能力之后，怀特下令创建了导弹部队的徽章。怀特专门指出，徽章不能包括任何类型的带翅膀的“飞行员鹰徽”的造型。

上图：美国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徽章。最左边的是导弹维护人员的徽章，中间的是导弹发射人员的徽章，这两个徽章表示的都是初级操作人员；最右边的也是导弹发射人员的徽章，但只有主管操作人员才能佩戴。美国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徽章分三级：初级（basic）、资深（senior）和主管（master），具体划分时依据的是人员在空军战略导弹部队中的服役年数，以及此人在空军战略导弹部队中承担的指挥责任水平的高低。

1959年9月，美国空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部署了三枚“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此举为美国提供了“应急”的洲际弹道导弹战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美国空军部署了11个具备实战能力的“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中队。为了防止有人耍花招抵制这款新生的武器系统，怀特把李梅开出的一张准将晋升名单退了回去，并指示说要对各个部门的人员在晋升方面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因为怀特注意到在这张名单上轰炸机飞行员的数量高得不成比例。

“正是空军所需要的”

当怀特在1961年退役之后，《空军》杂志注意到：“一件既有趣又恰到好处的事是，怀特将军从来不是一位战斗英雄，而且他身上那种让他成了‘正是空军所需要的’参谋长的素质也不是那些通常会让一个人成为战斗英雄的素质。”提出这一观点的那位作者接着写道：“怀特将军身上实现了对多种才华的独特融合，也许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位具备像怀特将军这样的资质的空军参谋长了。”

怀特将军非传统的背景使他更能够无惧那些在研发洲际弹道导弹时所面临的来自传统组织势力方面的阻力。他做出了艰难的、不受很多人欢迎的决定，尽管其此举让许多身穿空军蓝制服的人大受刺激，因为怀特相信，转向洲际弹道导弹对国家安全而言是势在必行的。事实上，怀特将军记得，“（他曾）在多个场合告诫空军参谋人员说，建立战略导弹力量对传统的空军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这个国家而言则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