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后：一支红军游击队未接到周恩来撤退令，一直打到1947年

1935年2月12日，长征的紧要关头。

一个留着长髯、戴着八角帽的中年人来到扎西扎西石坎子河坝头。

此人虽满脸菜色，一看就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连脚步都略带虚浮。但他眼中依然炯炯有神、精光四射，和帽子上的红五星搭配起来，望之而令人充满强大的精神力量。

他走上一个简易搭设的台子上，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我是周恩来，受中央委托，来给你们下命令。”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当时还留着大胡子

台下400多号人登时响起轰雷般的掌声。

周恩来看着台下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心里满不是滋味。他知道，这道命令下达后，和这些年轻战友们，可能再无相见之日。

这是一道悲壮至极的命令。

他稳了稳自己的情绪，开始亲口下达……

一、悲壮的使命

受领任务的这400号人，正式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

番号是周恩来亲口授予的。

同时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佯动。

佯动的目的是吸引国民党军注意力，好让中央红军主力能够找到空隙突出重围。

当此之时，红军已进入极端危险的时刻。

遵义会议之后，广大指战员期盼已久的毛泽东终于恢复了指挥，但一次会议并不代表着危机已过。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险到极点的局面。

当时国民党军数十万人步步紧逼，向红军主力围拢过来，土城之战红军和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仗，未达到目的，部队紧急调头。

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中央红军向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目的已无法顺利实现，毛泽东遂指挥红军准备回渡赤义、重占遵义。

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系列战役的二渡。

反复渡赤水，就是为了迷惑敌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让敌人无法判明我军的真正企图。

然而仅靠主力红军来回调动敌人是远远不够的，搞不好弄巧成拙，部队疲于奔命不说，还会自投罗网。

必须让几支部队分头行动，打着主力的旗号，制造主力部队在四川南部遍地开花的假象，如此才能真正迷惑敌人。

可是中央红军经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主力锐减至两三万人，根本无力分出太多兵力。

但为了保证战略意图，分不出也得分。否则一直聚在一起，玉石俱焚，谁也逃不出去。

所谓壮士断腕，盖此之谓也。

川南游击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当时各个军团战兵都不多了，要谁抽兵都很难，几乎是从身上“剜肉”，谁不疼？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要剜肉先从自己身上开始。

游击队的主要兵力是军委纵队的中央保卫局第五连，这个曾经满员时多达两三百人的大连，迭经苦战，已经损失大半，只剩一百多人，毛泽东决定把这个连当游击队的基干，然后再从其他部队中抽出人来。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个直性人，中央这样带头做表率，当即决定其余人都从三军团出，毛泽东十分高兴。红三军团也没太多人可抽，彭德怀咬牙抽出三百人，交给游击队，同时还把手下一员骁将徐策（时任红三军团六师政委）推荐出来。这样，川南游击队就凑出400多人的队伍。

听完周恩来的命令，游击队将士都预感到这次任务的严峻性。

连中央红军都处在极度危机之中，这400人的小队伍又能生存多久？然而他们心中的忧虑只是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冲天的革命豪情。中央交付如此艰巨的任务，这是政治上莫大的光荣，也是最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候。

周恩来也明白这层意义，传令时很不忍心。由于形势危急，部队需要立即转移，周恩来对游击队的几名领导人简单交待了后续事务，便匆匆而别。

周恩来说：“待主力红军摆脱敌人围堵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归队。”

然而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他再也没等到下达命令的机会。

二、自杀式的攻击

游击队成立之后，不久迎来一次小小的补充。

原来四川泸县有一支小小的江湖武装，首领叫王逸涛，在泸县县委的帮助下壮大了队伍，扩充到近二百人。

川南游击队到达泸县，王逸涛便率这支小队伍加入了川南游击队，游击队总实力达到六百余人。游击队领导人徐策随即对这支小部队进行了整编，共分为五个大队。

由于王逸涛是本乡人氏，熟悉当地情况，便由他出任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当时情况紧急，党组织来不及识别考察干部，匆匆任命这个王逸涛为司令员，种了后来惨遭损失的祸根。

游击纵队首要任务就是执行战略佯动。

中央红军主力在往东打，游击纵队就留在川南地区，一直往西打，所到之处就树起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旗号，弄得国民党军无所适从，判断不明的毛泽东到底在哪里。

由于初战是避实击虚，打的是四川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守备兵，对方战斗力相当称松，游击纵队打得相当辉煌，消灭了好几个民团。

川军对于保卫老窝有相当深的执念，只要听说哪里县城被端了，就本能地认为是头等大事，调来大兵解围。结果区区六百人的游击纵队，吸引了好几个团的敌人来围攻。川军动静闹得大了，薛岳也坐不住了，误判红军主力仍在川南企图寻机北渡长江。

结果遵义那边空虚，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一举袭取遵义，消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引为奇耻大辱。

二渡赤水一扫被敌人追着打的颓势，红军上下士气大振。

毛泽东、周恩来对川南游击纵队的佯动、牵制作用非常满意，为充分发挥疑兵之计的效用，毛泽东决定再成立三支疑兵，分别是黔北游击队、遵湄绥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每支疑兵不过百余人，却与川南游击纵队一样主动求战，牵制敌军。

各游击队虽然英勇无比，但人数实在太少。

他们公开亮出大部队的假番号，故意留下踪迹引敌人来追，很快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围攻，这无疑是自杀式的攻击。

游击队不断遭受伤亡，但换来了主力部队四渡赤水的辉煌胜利，彻底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遭受再大的伤亡也值。

随着红军离开川南，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原本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分别活动，给敌人造成一定慌乱，他们一会儿攻西头，一会儿攻东头，薛岳和川军之间为了重点攻哪里还产生矛盾，川军力主守土，薛岳力主追击。

利用二敌之间的矛盾，游击队还能找到生存空间。

红军主力离开川南进入贵州、云南，薛岳已然尽知主力所在，遂率主力尾追而去，留下来的川军部队则集中精力围剿游击队。

如此一来，川军能够行有余力、不慌不忙地四面围堵，游击队就无力抵抗了。

三、王逸涛叛变

局面不断恶化，游击队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观望、摇摆了。

尤其是在一次战斗中，纵队的组织部长戴元怀、第四大队队长梁亚伯等重要领导人壮烈牺牲，带来的震动最大。

政委徐策一直很担心士气受动摇，千方百计地安慰大家，不断变换地点，让大家略加休整。

然而没想到的是，游击纵队的司令员王逸涛居然叛变了。

我们回过头说一说王逸涛的前因后果。

王逸涛是四川叙永县人，早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后来加入中共，上了井冈山。但此人心术不正，红军整顿流氓习气时，他因为作风不好被清退下山。

可以说，这种货色不适合革命工作早有其征，绝不能让他当游击纵队司令员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是当时情势紧急，他又是黄埔军校出身，有军事指挥能力，才匆忙上马。

王逸涛辗转回到四川老家成了地下党，也开展了一些武装工作，他与女地下党员安硕甫结识后结婚。

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安硕甫也是个怕苦怕累、意志不坚定的人，起初川南形势不紧时，地下党组织还能生存，王、安夫妇倒也还能为党工作。等到王逸涛当上游击纵队司令，川军大加围剿之际，叙永县地下党的形势也骤然恶化。

安硕甫怕死，不愿意跟着游击队跑，一直留在县城里。川军探知她的身份，便抓了她要挟王逸涛。

安硕甫的父亲是叙永县的士绅，先后托人找叙永县长、泸州专员求情，那时蒋介石反共最激烈，抓到共产党基本不杀即关，都是重刑，这些小官不敢卖这个人情。安父又去成都托人，花钱无数，绕了好大的圈子，竟然找到了省主席刘湘，刘湘提出一个条件：要放人，先劝降，只要王逸涛肯归顺，安硕甫就没事，还让王逸涛当大官。

安硕甫被关起来后饱受威胁折磨，怕得要死，刘湘一放出这个条件，她忙不迭地答应了，于是写了封亲笔信，派亲戚送到山中交给王逸涛。

王逸涛恋妻心切，又见国民党开出赏格给他官做，便心动了。

此时游击纵队的处境越发恶化，主力红军已经走远，再这么打下去眼看就是个死，王逸涛便择机逃跑了。

此人一跑，反过头来就替国民党卖命，带着反动民团四处追杀游击队。他当过司令员，知道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又熟悉作战特点，把游击队打得无处藏身。

内外交困之下，川南游击纵队几乎被赶尽杀绝。

三、继续斗争

1935年7月，在王逸涛指引下，国民党军集结了川、黔、滇三省军队，向三省交界处的山区进行围攻，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7月12日，游击纵队到达威信长官司，突遭强敌包围，徐策等分别率队阻击敌人。

激战中，游击纵队副政委张凤光、参谋长陈宏阵亡。徐策跳出阵地上的掩体带头向敌人猛攻，不幸中弹倒下。

警卫员要背着他走，徐策明知留下来必无幸理，仍然严令警卫员把他放下自己逃生。

警卫员与徐策相处日久，早在红三军团时就是生死相托的战友，他有心要救徐策冲出重围，可是形格势禁，没办法。他含泪舍徐策而去。

随后，徐策被冲上来的滇军乱刀砍死。徐策等几位游击纵队主要领导的牺牲，给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危急关头，中共川南特委副书记余泽鸿扛起重任，担任游击纵队政委，继续率领残存的部队进行游击战。

这位余泽鸿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当年他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曾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标准的高级领导人。后来因为各种说不得的原因，他蒙冤受屈回到老家四川长宁打游击。

若不是见过大世面、有大境界，确实也不敢在紧急关头出任政委。

在余泽鸿带领下，纵队吸取经验教训，改变了战术策略，一时取得很大改观。红军战士重振士气，越战越勇。8月，连取贵州赫章和四川筠连两座县城，并在筠连县城打开监狱，救出无辜群众两百余人，没收劣绅等财物分给穷苦百姓。9月，进占江安县重镇梅桥，攻占叙篷溪，又在贵州赤水县一碗水设伏，重创川军一个团，毙伤敌军100余人……此时，纵队声威大振，“川南为之震惊”。

川军一边对余泽鸿进行招抚，一边调集重兵包围追击。其家中财产全部被没收，3名亲人被杀，10余人被关押。余泽鸿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作战。

然而终究实力悬殊的困难无法克服，打到1936年12月，游击纵队被川军包围，余泽鸿阵亡。

四、再次自杀式进攻

余泽鸿死后，部队大部溃散，只剩下17人还没走。此时，纵队参谋长刘复初再次挺身而出，带领剩下的同志躲入深山，誓死不降，继续战斗。

刘复初也是川南本地人，熟悉情况，也知道川军的作战特点。

他带着这支17个人的小分队躲入山中，一时不再行动，川军误以为将游击队消灭完毕，弹冠相庆，宣布川南红军已灭。

刘复初率队休养一段时间后，重新杀入川南游击区，再度扩红。

当地百姓受军阀压迫和地主剥削，积恨已久，见红军又来了，很多青年当即参军。游击纵队实力很快又扩充至200多人。

由于此时红军主力已经远走，游击纵队不需要再进行自杀式的进攻以吸引敌人，战斗的规模都不怎么大，刘湘也不怎么重视。刘复初得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到1936年五、六月间，游击纵队竟然奇迹般地扩大至一千余人，同时还组建了红军川南、贵州、云南游击支队，实力进入鼎盛期。

若是按这个规模发展下去，游击纵队发展出成当年豫陕鄂边区那样的强大根据地，或许也存在可能。

但随着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游击纵队的命运再次走向了悲壮之路。

1936年春夏，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也进行了长征，刘复初为配合军团，不得不再次采取了自杀式进攻，分头牵制敌人，以使二、六军团得以北上。

刚刚恢复起来的游击纵队虽然很宝贵，但相比二、六军团全军，仍然处于次要地位，为了大局，不得不作出牺牲。

四川军阀震惊于游击队扩展规模之快，在二、六军团离开四川后，再次集中力量对游击队进行了围剿。

战至1937年1月，游击纵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一些残余人员分头转入地下党。

部队陷入绝境之时，刘复初也正在重病之中，行动不便，不幸被捕。

刘复初在由云南押解入川途中病情恶化，敌人只得把他关押在泸州监狱刑事犯牢中。敌人企图从他口中获得红军游击队的信息，进而搞垮纵队和云贵川三支游击队。敌人把刘复初抬出牢房，先以摆龙门阵的方式劝刘复初不要再冒险，称他年轻有为会被重用，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刘复初说：“欺压百姓，做贪官污吏，是可耻的！”敌人派特务伪装“难友”照顾刘复初的生活，劝刘复初放弃革命，刘复初严词拒绝。高官厚禄引诱不成，敌人便施严刑。面对酷刑拷打，刘复初大义凛然，毫不屈服。

1937年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出生入死、险离虎口的纵队女红军李桂红含泪向邓颖超汇报纵队斗争情况后，邓颖超沉默良久，说出这样一句话：“这是长征付出的代价啊……烈士精神不朽。”

周恩来得知刘复初仍然活着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交涉，要他们速速放人。

刘复初于1937年11月24日由八路军保释出狱。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刘复初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此后，党派他在满洲里任市长、市委书记。1958年，刘复初参与创建内蒙古林学院，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边疆高等教育事业，直至离休。

再说游击纵队的下落。

由于被捕同志都不交待游击队的行踪，云贵川三支游击队得以化整为零地保存下来。

在孤悬敌后、没有任何接济，甚至组织都不知道他们还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游击队仍然坚持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直到1947年为止。

建国后幸存的纵队老战士说起来当年艰苦战斗的事，他们心里也期盼着周恩来能下一道转移疏散的命令。然而当时的形势如此艰苦，连中央红军都是历经千难万险才生存下来，周恩来实际上也顾不上他们了。后来进入陕北，与游击纵队的联系彻底断绝，周恩来也以为他们都已经被打散了，也就谈不上下什么撤退命令了。

这个真实版的“集结号”终于没有吹响。

而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游击纵队独立自主开展斗争十余年之久，更鲜明地显示出共产党人强大的理想信念，以及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

五、叛徒恶有恶报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王逸涛这个可恶的叛徒。

由于“反共有功”，王逸涛于1941年当上了叙永区特务委员会秘书；1943年加入国民党；1945年和妻子安硕甫一起当上了国民党叙永县参议员，成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夫妻议员”，在叙永县一时风光无两。

1949年，解放战争的炮火深入西南，王逸涛的末日来了。

他在叙永县安身不得，被迫率一些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入山中。

他深知作恶太多，必然无法被共产党原谅，因此反共态度愈发穷凶极恶，宣称要在川南打到底，为蒋家王朝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王逸涛先后被国民党委任为“中央救国军”指挥官、“反共救国军川滇黔边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等职，成为统领川南各县及滇黔边区匪部的巨匪，与川南各匪首相互勾结，兵、匪混杂，一度达到12700余人枪。王逸涛那个叛徒老婆安硕甫也被任命为“黑杀队”队长。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解放军大军向西南进军，对沿途的土匪武装根本没看在眼里。王逸涛因此暂时逃过一劫。

他不断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蒋家王朝吹嘘，他顶住了共军数十万大军的攻击，在山中坚持有希望。

蒋介石听说了很高兴，还准备派顾祝同到西南统一指挥这些武装，作为反攻大陆的据点。

待西南大局一定，解放军开始进行剿匪斗争，王逸涛便现了原形。

他的土匪武装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解放军进攻下很快作鸟兽散。

1950年11月15日，王逸涛与其部众走散，他带几个心腹潜逃到叙永县树坪乡小城河沟头，结果被村中6名联防队员智擒。

王逸涛被捕后交代说：“奉蒋匪任命川滇特派员，专门负责清剿共产党组织。又与云南陇承尧接洽，阻击共产党的川南游击纵队，并将刘复初的整个组织破拿，杀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多得很。”

1951年2月22日上午，叙永县在县城水北门河滩上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罪大恶极的大匪首王逸涛、安硕甫等15名罪犯，判处其死刑，随后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