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7日9时左右,我营被“警卫旗队”第3营替换下来,随即接到了向北实施侦察并尽力与冯•波丁(von Boddin)指挥的第30军前锋营取得联系的任务。当天夜里营里还接到了作为补充兵员的6位军官和95名士兵,这是我们进入俄国之后到来的第一拨补充人员,他们个个都是出类拔萃,很快就能进入状态。几天后这些新来的弟兄就都变成“老战士”了。伴随着苏军在下半夜的例行空袭,我们离开了格尼切斯克朝梅利托波尔方向前进。我们摸索着在松软的沙石路和浓密的灌木丛中向北走,很快与在阿基莫夫卡(Akimovka)以南驻扎的波丁营会合,苏军已经在那里布下了重兵。
波丁和我一样都在风景如画的梅克伦堡州(Mecklenburg)有很多熟人,我们都曾在那里度过了几年难忘的时光。波丁是一名典型的骑兵,在三十年代初才换上步兵制服,又跟着冯•西科特将军(von Seeckt)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直到最近才被召回。他是一个敢想敢干到甚至有点鲁莽的军官,一个天生的前锋营营长:判断敏锐、敢于冒险并崇尚进攻。后来他在1942年1月克里米亚半岛叶夫帕托里亚(Evpatoria)的战斗中被游击队暗杀。
我们两个前锋营并肩在梅利托波尔南部地区一直战斗到了9月21日第72步兵师抵达。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步兵,向梅利托波尔镇和该镇以北地区发动进一步突击的行动无法实施。我们已经把第30军的主力部队甩开约200公里远。9月21日,我奉命与敌脱离接触,率领全营返回卡兰查克。十二小时内我部后撤了几乎200公里,在第二天9月22日就做好了向克里米亚半岛发动进攻的准备。
在穿越诺盖大草原的漫长行军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可怕的空虚感。我们在向西返回过程中曾几小时见不到一个德国兵。毫无疑问,几个快速推进的前锋营已经从此冲过并仍不断向更远的东方挺进,但德国军队还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地区。大草原的辽阔空旷使我们情绪低落。我们现在有哪些部队正向东进攻?而哪些部队将被用于对付克里米亚守军?我们开始超越具体的战斗去全盘思考,试图为东线德军找到一个最终的行动目标。没人相信仅凭现有的部队就足以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守住整条战线。我军部队都已严重缺编,急需休整。
我营被调配至第54军序列,在果敢的第73步兵师于9月26日靠猛攻成功占领彼列科普镇并攻克“鞑靼人沟”之后,我们将施行一次迅速穿插冲过地峡,深入敌人脆弱的防线。当天傍晚,我营在距彼列科普斯基湾(Perekopski Bay)西北部四公里处做好了突击准备。但接下来两军一直在进行着残酷殊死的搏斗,直到9月27日第72步兵团的一个营才在阿尔门扬斯克(Armyansk)达成突破。9月28日的战况也很激烈,苏军仍在一次次发动由大量坦克支援的大规模步兵反攻,因此不具备任何派出摩托化营参战的基本条件。这天下午4时30分,我营被划给第46步兵师,随即运动至一处位于彼列科普西北部三公里的地点。9时05分,在“鞑靼人沟”北部待命的部队接到了取消行动的命令,这是因为在第46步兵师防区内仍然没有出现进攻机会,于是我营在11时再次回到“警卫旗队”序列中。
经过十天的激战之后,彼列科普以南地峡中的苏军防御才最终崩溃。9月28日地峡被打通,前往克里米亚半岛之路畅通了。9月29日是追击苏联败军的行动开始之日,最高潮就是后来在1942年7月1日向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起的英勇突击。与此同时,第54军正在彼列科普以南与敌人寸土必争,陆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在东面的亚速海、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河一线达成突破后投入“警卫旗队”乘胜追击,因此要求“警卫旗队”立即改道。俄国人此时已经沿上述地区构筑了一条防线,随着两个新苏联集团军(第18和第9集团军)的抵达,他们开始动用十二个师的兵力向德国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起了进攻。对我们第30军发起的进攻终被瓦解,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我们德国掷弹兵的顽强阻击。但在更北面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区内,罗马尼亚第4山地旅却被打垮,防线被苏军撕开了一个大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9月29日被匆忙北调,命令要求我们连同德国第4山地师一起进攻并歼灭在巴尔基(Balki)附近突破防线的敌人。与我们与德国山地部队的配合之下,罗马尼亚部队防线上的缺口很快被完全封堵,还让苏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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