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上海打虎和孔家激烈冲突？

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实际上，币制改革和蒋经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蒋介石的主张。

早在1945年，也就是抗战结束时，蒋介石就试图币制改革。

这主要是，法币发行数额已经增加了390多倍。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财政严重赤字，只能通过印刷大量钞票解决。

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

在1938年，100元法币还是很值钱的，可以买一头牛。然而，1945年100元只能买两个鸡蛋。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搞笑的事情。

抗战中，日本为了搞垮国民政府经济，花费重大财力物力和多年时间，制造了一个假币系统，专门印刷伪造法币。

然而，日本人花费多年才生产出10亿法币，国民政府发行额高达5000亿。日本人的心血完全白费，区区10亿假币毫无用处。

对于货币改革，宋子文之流在1945年就表示反对，认为不具备改革的条件。

货币改革，必须有和平的国内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大量的外援。

而当时内战随时可能爆发，政府财政还是严重赤字。

货币改革一旦失误，反而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不可收拾。

果然，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当年财政收入只有17万亿元，印刷法币却高达100万亿元，赤字高达83万亿，是收入的5倍有余。

这种情况下货币改革，同自杀没什么区别。

为了尽力扭转严重的货币问题，宋子文在1947年搞了一个中庸的政策，也就是黄金自由贸易。宋子文试图抛售库存黄金回购法币，以稳定法币的币值，结果惨败。

人人都抢购黄金，抛售法币，导致货币贬值更为严重。

宋子文因此引咎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中央银行行长也被解职。

1947年初尚且如此，到1948年下半年，战局更恶化百倍（三大战役都开始了），币制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为什么这时候却要改革？

主要是194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金融系统接近崩溃，只能被迫拼一拼。

以上海物价来说，1948年前8个月，物价猛涨了56倍，导致市面萧条、人心惶惶、民众愤怒。

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对经济问题的严重忧虑，认为国家陷入极大的危险中。

这时候必须改革一下币值，就算失败了大不了也是完蛋；万一拼赢了，还可以继续和解放军打一打。

而币值改革，是全国性质的改革。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劵发行法”，最主要的两条是：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劵，违者没收；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在全国币值改革中，蒋经国只不过是在上海地区负责经济管制，小角色一个。

蒋经国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币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况且就算蒋经国在上海搞得特别好，又能怎么样，全国难道就是一个上海?最终还是要完蛋。

说通俗点，仅仅是蒋经国做事本来就认真，才会这么兢兢业业的去做。

从苏联回国直到去世，小蒋换了无数岗位，都是稳扎稳打，按部就班，尽量做到最好。

这就是蒋介石信任小蒋的原因。

相反，蒋纬国则比较像生父戴季陶，性格有些随意、放浪，胆大却不细心，做事不太认真，对部下也不能严格管理。

后来在台湾，蒋纬国的心腹部下竟然差点公开兵变，实在荒唐。

本来蒋介石非常疼爱蒋纬国，视如亲子。大家翻翻老蒋日记，可以看到他对蒋纬国的种种疼爱。

但蒋纬国的性格不适合从政，最终离开父亲12年的小蒋，就成为蒋家一号继承人。

另外，无知小儿说的什么蒋经国抄掉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孔令侃带枪去杀蒋经国，都是无稽之谈。

这是一些上海商人，尤其是杜月笙之流因为儿子被抓，故意利用媒体舆论的胡扯，试图整一整蒋家。

币值改革以后，一度锁定物价，要求商人按照固定的物价出售日常商品。

但是，商人如果将商品拿到黑市出售，换取美元、英镑等硬通货，绝对比拿不可靠的金圆券要可靠千百倍。

况且，谁也不能推测，金圆券什么时候就会变为废纸。

所以，商人直接拒绝销售商品，囤积在仓库中。

尤其是日用商品都被囤积起来，导致老百姓买不到生活必需品。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无奈之下，政府下令不得囤积生活日用品，不然就是违法。

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从事的，主要是从事对外国商品的进口，在国内高价卖出牟利。

其经营的项目，也主要是汽车、颜料、高档服装、美军物资等高附加值进口商品。

这同传闻中，孔家囤积能引起民生危机的商品，也就是国内产出的粮食油料等的日用大宗商品，是截然不同。

萨沙摘录一段：

在传统的描述中，蒋经国的“打虎”打到了孔令侃头上，引发孔令侃向宋美龄告状，宋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经国放手，导致“打虎”失败。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蒋经国在日记中就记下了当时的实情：扬子公司的经营都是合法的，并未违反法令囤积居奇，影响民生。

“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1948年9月30日，蒋经国派人搜查了扬子公司的仓库。搜查的结果，蒋经国自己明确的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对此，蒋经国手下负责具体搜查任务的王升回忆说“在扬子公司的仓库里，的确是查到了一批糖，但是，经过化验，是作为医药用的化学糖，不是民生必需品的食糖，所以不能法办扬子公司，更不能法办孔令侃”。

对此，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也予以了证实。

他回忆道“孔令侃(Davidkung)留在国内经办扬子建业公司。三青团和特务始终没有打扰这项产业，根本没有采取过行动。

扬子公司没有犯法，蒋经国对此自然无可奈何。坊间所传蒋经国拘捕孔令侃后被宋美龄救出的传言，自然也是空穴来风。对此，当时在蒋经国手下工作的王章陵，后来在《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中，直斥这类传闻根本是“天方夜谭”，他明确指出“蒋经国亦绝没有下达对孔令侃的拘捕令”。

需要说明的是，大力报道扬子公司事件而被停刊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背景可不简单。

《大众夜报》 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建立，主编为李剑华。而李剑华是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历任上海劳动局副局长，华东劳动部副部长。

在李剑华担任主编时期，《大众夜报》连续刊登揭露国民党内的腐败丑闻文章，如武汉景明大楼事件、CC头子祭孔丑态等。

后我们知道，所谓武汉景明大楼事件，并没有事实依据，今天我党官媒也从不提及该事件。CC头子祭孔在今天看来也无关大雅，看看全世界都是孔子学院！

可见，《大众夜报》应该是我党宣传战线的一个工具。

《正言报》也差不多，对于他的主编吴绍澍，官方资料如下：1948年春，吴绍澍向我党吐露了弃暗投明的愿望。同年10月1日，他借王孝和烈士英勇就义事件，请范锡品撰写了社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对国民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进行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不满，同月12日查封《正言报》。同时，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吴克坚取得联系，表示愿追随共产党，为上海解放助一臂之力。翌年3月他得悉军统头目毛森已下密令搜捕史良，不顾个人安危，设法接应史良脱险。上海解放前夕，毛森下令搜捕他，他藏身于挚友毛子佩家，并秘密策动沪西和南市两个独立旅起义，为上海的解放立下了功绩。

可见，扬子公司事件更像一个舆论战，借此搞垮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

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必然失败。全面战争中，一方如果不能获胜，经济上也是绝对不可能扭转的。

随着三大战役的惨败，民众越来越不相信国民政府的货币，甚至开始使用银元和黄金交易，最终导致金圆券崩盘。

南京政府于11月11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但对缓和局势仍无济于事。

20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被迫引咎辞职，等于宣告币制改革失败。

此时的蒋经国也悄然离沪，返回南京。

大厦将倾，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