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还是奴役？太平天国的反缠足运动始末

缠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糟粕，它起源于五代，盛行于明清，虽然早期的清朝统治者曾一定程度上严厉禁止，但始终不能遏制它的壮大，于是这个残暴的行为从一开始的富民风尚发展到全民参与的民风，成为太平天国不得不面对的顽疾。而太平天国并不打算继续清廷的处理模式，所以放足令便应运而生了，只是与许多褒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结合太平天国的其他政策和史料只言片语里透露的真实想法，放足令显然并没有后人评价的那么美好。

顽固的缠足

缠足在满清非常盛行

缠足在明清盛行并非偶然，在文化底蕴上，它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末年诗文中就透露了原始的小脚审美，比如《孔雀东南飞》中“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盛赞，又比如唐代诗人韩偓在《屐子》中赞美小脚“方寸肤圆光致致”。不过这时的小脚爱好还停留在一种审美倾向的水平，真正使其成为病态行为的还是五代时的南唐后主李煜，他为了欣赏曼妙的舞姿，令宫人用帛缠足，而后这种风尚开始在宋明流行起来。除了文化审美上的需求，缠足对女性的束缚也是重要的方面，基于传统礼教的需求，妇女被认为应当足不出户，而缠足对脚的不可逆损害无疑会大大降低妇女出行的便利，于是这一风尚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明代以来社会的顽疾。

东汉末的诗歌《孔雀东南飞》

那么，缠足这个陋习究竟有多风靡，多顽固呢？关于这一点清代作家钱泳和清末的满人福格作了比较充分的总结，前者提到元明以来士大夫家甚至是编户小民都喜好缠足，以致“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后者在著作《听雨丛谈》中则做了更详细的介绍，根据他的描述，当时的中国除了京师、粤、吴、皖、云、贵等省市有相当多的人不缠足外，其余各省汉民莫不缠足。缠足的风气除了分布广泛，而且根深蒂固，在满清刚入关的时候，不缠足的满人对这种习俗有着极强的抵触，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曾下令严禁满人和官员家属缠足，违反者甚至会被判处流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些效果，如左都御史王熙就曾上书表示将从自己家属做起，但行政命令效果始终有限，且碍于不便进一步激化矛盾，所以清朝统治者逐渐放松了对缠足的禁令，默认民间风俗自己发展，最终造成了清朝末年遍地缠足、难以禁止的乱象。

失败的放足令

钱泳画像

但这一切，到了太平天国起事开始，便迎来了转机，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外衣，发源于广西客家人聚集地，这促使其对这种残害身体的行为有着相当的抵触，在天国为了传教而散发的《天理要论》中，明确提到人身是上帝杰作的观点，这显然与随意摧残身体的缠足产生了矛盾，除了新思想外，传统思想也为反缠足提供了支持，这源于客家人的生活和文化风俗，由于中国南方地形破碎，生存艰难，所以移民于此地的客家妇女只能和男性一起承担辛苦的劳作和打猎活动，时时刻刻得出门工作的她们自然不会去缠足，甚至形成了连鞋都不穿的风气，于是在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开始在各解放区实行放足，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江宁时，就开始禁止当地妇女缠足，当年6月初更是正式颁布了放足令，此后迅速扩展至湖北、安庆、镇江、扬州等地。

赶集的客家妇女

6月颁布的放足令明确要求“妇女悉将两足裹带除去”，彻底宣告了缠足的违法性，不过它的执行并非如文字那样坚决果断，即便在执行最为严厉的初期，擅长女红的绣锦营也可免于放足。到了1855年至1856年，男女馆制度导致大量逃亡，迫于现实压力，当局不得不解除女馆对妇女的管束，再加上杨秀清新选王娘的枕边风，最终导致对缠足的管制逐渐松懈下来，杨秀清的这种宽容态度与太平天国行事猛烈的作风有不少出入，以至于由此产生了夸张的坊间传闻，汪堃在《盾鼻随闻录》说杨秀清好将童男阉割后再女装和缠足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虽然难辨真假，但是这也侧面说明了杨秀清的与众不同。到了1857年以后，太平天国对缠足的禁令便长期处于不支持但不强制的立场，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反对缠足，却只将目标锁定在宫内，1859年时更是支持洪仁轩“以风风之，自上化之”的教化政策，至此，放足令便成为了一纸空文。

真正的动机

电视剧中的杨秀清

或许有人会很好奇，为何解放肉体摧残的放足令竟不能坚持下去呢？这就要从太平天国放足的真正目的来分析了。按照后人的一般想法，都会认为放足是一项百利而无一害的好政策，但是现实中往往更为复杂，太平天国固然有着基督教的思想，但那始终是外衣而不是本质，太平天国统治者们从来就不接受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只是利用它的煽动性和理念作为对抗清廷的工具，所以放足令一开始就是作为对抗敌人的工具而产生的。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宗教纽带但并非真正信奉基督教

与蓄发令类似，放足有着自身的象征意义，因此在颁布放足令时，丝毫没有考虑到被害者本身，无论年老年幼，无论是否缠足，都要在放足令下拆下那个裹脚布，毫无疑问，已经缠足多年的老妪即便解开束缚，也已经无法恢复原本的自然肢体了，而这个裹脚布是她们最后的尊严和寄托，如此粗暴的要求她们解开，非但不能获得支持与理解反而酿成文化冲突。

严重畸形的脚如何能立刻下地干活

如果说仅仅是表面工作，倒也不至于完全推行不下去，放足令至少还促使了年轻妇女免受摧残，真正促使放足令无法继续的，恰恰是太平天国对放足令赋予的严格要求和最终目的。太平天国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实行男女“平等”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女性不再可以享受独立于劳役和兵役之外的特权，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或者是否缠足，都不能免于被驱使从事劳苦的工作和危险的战争，所以太平天国如此大力度推行放足，实际上是为了让妇女们可以被驱使劳动，而不能以缠足逃避，这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着直接的解释：“贼蛮婆皆大脚，驱妇女出城当差，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丧心献媚者，声传伪令，着其放脚。”这就让已经缠足的和没有缠足的妇女都非常不满，而且为了便于更有组织的带动妇女劳动，太平天国拆散家庭，以女馆制度对妇女进行统一管理，这变相的加重了工作的辛苦，那些刚刚放足的妇女，甚至路还走不稳，就被迫搬运重物，如果不能完成，便会挨鞭子。

放足后不是恢复与休养，而是过着比原先更辛苦的生活，这自然会引起抵制，因而女馆妇女逃亡众多，1853年颁布放足令后，金陵女馆在数月内就逃亡了约2万人，而那些不便于逃跑的，便以寻死对抗，甚至出现了10天内有千人寻死的凄惨情景，其的危害可见一斑。

大量的逃亡和反抗不利于组织的稳定，因此杨秀清放开了女馆的约束，让妇女回归家庭生活，没有了约束监督和驱使劳役的需求，放足令的执行自然也就变松了，因此可以说放足令在太平天国的起伏是基于其他驱使奴役别人的需求的。

真正的解放

后世不少人对太平天国未能贯彻放足令而感到惋惜，认为女性解放因此陷入反复，不过只要对历史稍有思考的人都不难看出，纵使太平天国最终取代清朝，也不能真正做到解放妇女，无论是放足令也好还是其他政策也好，太平天国的解放政策都是以奴役他人为根基而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解放的过程中弊大于利，在解放后也难以存续，最终收获的将只有痛苦。不过太平天国的反抗为清王朝的覆亡填了一把柴火，也算不幸中的万幸，清廷统治的崩坏使得现代化思想逐步渗透进这个传统荼毒的古老国度，最终在星星之火燎原后，促使了中国的真正解放。

1912年3月，孙中山基于解放女性的目的，正式下令各省禁止缠足，而后随着中国人逐步踏入现代社会，缠足之风终于彻底消亡，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却，如果一个政策的目的本身就是奴役，即便它粉饰的再好，内容再正确，也最终会成为吞噬大众的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