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反侵略战争为何屡战屡败？海陆战场表现迥异

最近一段时间，我写了几篇有关明朝的文章，通过摆出事实推导出我的观点。但是由于文章涉及到一些明朝的黑料，引起了一小撮无脑“明粉”“皇汉”的不满。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说明朝一丁点不好，就是“满遗”，逻辑十分可笑。但是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那都是一堆黑料，压根没有粉的必要。

因此，作为平衡手段（笑），今天我们就来同样回顾一下清帝国晚期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并从全新的角度向大家阐释“为何败的如此之惨”。

第一次鸦片战争，镇江战役

晚清打败仗的经典解释

按照经典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清帝国晚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被海上来的洋人按在地上摩擦有三个因素：一、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属于“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时呈现出来的先天不足”；二、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属于“前现代民族国家在社会组织形式与组织度上的巨大差距”；三、从器物层面上讲，属于“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无法抵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

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

这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清帝国“屡战屡败”的原因，但是落到某个实际的战例上，总给人以不够具体、不够明晰、不够有力的感觉：

藏于法国荣军院的僧格林沁军旗

我们就拿“制度腐朽没落”的清帝国来讲，即使是到了帝国末期的1860年，清帝国通过有效的海关税收，依然取得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胜利，此后由左宗棠左公率领，还成功驱逐了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势力，重新确立了中亚地区的陆权，其战略意义绝对不容低估。

与清军交战的太平军

再以“组织度低下、武器装备落后”而言，在相当多的战例中，清帝国尽管武备极度废弛，但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也没高到“大刀长矛对热兵器”的地步，更何况伴随着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发展与清帝国的整军政策，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与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清军主力部队的热兵器甚至已经与对手不存在代差了。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清朝武卫军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德军

最后，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对比组”的现成例子：同样是身处亚洲大陆另一端、腐朽没落的老大帝国，有“西亚病夫”之称的奥斯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里波利之战（1914年2月到1915年1月）照样在大兵团作战中彻底击败了精锐的协约国英军与澳新军团。因此小编认为，清帝国之所以在终期的对外战争中被“打成狗”，单单以“制度缺陷、器物缺陷”来解释，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或几个方面。

晚清的海权战争与陆权战争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来阐述清帝国晚期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清帝国晚期的反侵略战争与内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海权主导的战争”，二是“陆权主导的战争”。

1841年虎门之战，清军水师大败

“海权主导的战争”主要指的是列强从海上前来，对帝国沿海实施两栖登陆，通过对沿海富庶繁华地区的有效抄掠、甚至从海上逼近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北京迫使清帝国同意一定的政治条件；“陆权主导的战争”主要指的是列强以陆地为跳板向清帝国的边境地区发动进攻以夺取地盘，或者清帝国内部的反叛势力及农民起义军用传统的“地区叛乱-向外扩散”的模式发动战争。

1861年，大沽炮台被英法联军攻陷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清帝国在面对“海权主导型战争”时几乎无一胜绩：“一鸦”中清军几无胜绩，彻底战败；“二鸦”除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战胜其余皆败，战争失败；甲午战争清军在成欢之战、平壤之战等陆上交战中尚可一搏，但在大东沟海战丢失制海权后战局急转直下，金、旅之战战败，尔后战局崩盘；“庚子国变”更不用说了，八国联军自大沽口两栖登陆后直扑北京，一战把清帝国的执政合法性都打没了，此后人心思变革命渐成主流。这四个样本足以说明清帝国面对“海权主导型侵略”时的乏力。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时局图

而相对来讲，大清帝国在面对“陆权主导型战争”时，其表现多少还可圈可点些：在肃清阿古柏势力的战争中，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理新疆军务。1876年，湘军主力开始进疆作战，到1878年就已经收复新疆全境堪称大胜；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示意图

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清军虽然前期作战失利，但却在后续的台湾防卫作战中站稳了脚跟，甚至在越南北部的防御战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尽管最后因为误判而未能将战役胜利转化为战略胜势，却好歹有了实打实的作战胜利；

中法战争中，镇南关清军布防图

而更不用说在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清军也取得了镇压起义的胜利；

1862年，曾国荃攻破天京（南京）

为数不多的失败则集中在西藏，为1888年的第一次英军入侵西藏之战（此战规模较为有限，属于摩擦战级别）和1904年的第二次英军入侵西藏之战（由英军上校麦克唐纳率英军山岳部队通过乃堆拉山口一路打到拉萨）。

在西藏帕里宗城堡下扎营的英军

因此，通过以上的简单对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比较简略的结论：清帝国末期的对外反侵略战争与内战呈现出这样一种图景——帝国完全无力面对“海权主导型战争”，但是对“陆权主导型战争”尚有还手之力。小编认为，这多少隐约昭示出了海权与陆权的优势转换在清帝国晚期的诸对外反侵略战争与内部战争中起到了相对重要的作用。

“海权优势”表现在哪里？

简单来讲，清帝国末期面对的“海权主导型反侵略战争”，是19世纪中后期相对典型的、海权尚占据主动的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形势图

这种“占据主动”主要体现在拥有海权的一方拥有行动上的巨大自由、能够在陆权国家的漫长海岸线上集中兵力攻击其弱点、并在陆权国家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前完成“要么撤退、要么建立战略立足点”的任务。这一优势既是彼时海上力量的战术特性所决定的，也是陆上力量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

英国的武装商船

当时的海上力量相对陆上力量有什么优势：一是后勤简单，只要一艘帆船或一支舰队就可以带着数千名陆军士兵、全部装备、大量粮秣给养在海上到处跑，而陆军师一级的战役机动起码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依然经常造成后勤灾难；二是速度极快，以英军当时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而言，航速可以达到8-9节/小时，一昼夜足以机动200多海里（相当于350公里以上）的距离。（而陆军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就以一个带有重武器的师级单位而言，一昼夜行军30公里就可以被定义为“强行军”了。相对应的，曾国藩平息太平军时采用的策略叫做“结硬寨、打呆仗”。湘军的战术条令就规定一日行军不得超过30里，每日行军结束后都必须修建筑垒工事，全军在工事内过夜，一旦遭遇太平军也往往是结硬寨、掘长壕、布枪炮、打呆仗，步步为营，缓慢推进）

“一鸦”中，正在登陆广州的英军

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会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西方列强作为“海上来敌”，跟古典时代时不时越过长城南下抄掠的游牧部族差不多，清帝国既不知道敌方会在哪里登陆（毕竟哪来的对海监视系统），一旦洋人登陆也往往没有足够的兵力拦阻（海上机动速度是陆上机动速度的七八倍还多），更不用说打战略决战了（等到好不容易把大兵团集结起来，洋人已经抢的差不多又回到船上去了）。

“一鸦”中，占领四方高地的英军炮击广州城

而清代末期清军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全空白的兵站补给体系更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点，让大多数面对海上来敌的反侵略战争到头来反而成了敌方拥有数量、技术、火力优势，大多都成了军事灾难。

第一次定海之战

就以清帝国历次抵抗“海权主导型战争”所打的主要战役来看，大多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1840年7月的第一次定海之战，此战清军水师、陆军共参战1500余人，英军兵力反而是清军的2倍；如1841年1月5日到2月24日的虎门诸要塞争夺战和1841年9月、10月的第二次定海之战、镇海之战，此三次战役清帝国军队总兵力尽管都是英军侵华舰队的2倍，却因为分散部署在多个要塞炮台上，英军实施两栖登陆时诸炮台根本救之不及，几乎每次都被英军打成了局部兵力+火力双重优势；再比如“二鸦”中著名的第三次大沽口-张家湾-八里桥系列战役，在北塘、新河等初期登陆战役中英法联军均对清军形成了局部兵力优势，而清军直到八里桥战役才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同联军形成了2:1的兵力优势，而且还没有火力优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进攻大沽炮台

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管窥出清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对外反侵略战争中一个不容易引人注意、却又非常重要的侧面。

19世纪中晚期，“海权优势”荡然无存

当然，19世纪的“海权优势”到19世纪中晚期的西欧各国已经荡然无存了——原因很简单，铁路出现了。拥有铁路的陆权国家毫无疑义地拥有了远超海上强权的战略机动能力，可以以比舰队更快的速度调集兵力和装备物资用于填补战略缺口。事实上，铁路给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海权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当时已经逼得英国人极度重视俄国的威胁，乃至写出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样的陆权著作。

俄国的铁路

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清帝国政府而言，一不知道什么叫做海权陆权，二不知道海权陆权的优劣何在，三不知道铁路在海陆权的优势转换中可以发挥几乎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答案自然就不用说了。

英国商人投资兴建的吴淞铁路

1876年顺利通车，1877年被清政府赎回并拆除

在自己的“舒适地带”打的仗勉强还够看，但是面对海权强国的“新型非传统威胁”，清帝国的表现自然是四个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