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西洋镜：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所看到的世界

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外国报纸合集《澳门新闻纸》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殊不知，他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经过重重过滤、扭曲的西方世界。本文将从词句段，以及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这一点。

翻译和人物名称维度

在人名、制度、物品和历史名词的处理上，《澳门新闻纸》的处理可谓非常不专业，与同时代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翻译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先是国名翻译的不统一。由于各个译者的母语方言、受教对象，以及受教育的具体环境不一样，所以4个人听到的英语语音是以各自的方言为蓝本接受，然后依照着自己的方言母语，用汉字记录发音的。在从英文-英语-汉语-汉字的翻译过程中，汉字只能大致标志单词的部分声母和韵母，是不能标明声调的，所以四个人翻译的国名千奇百怪：仅仅一个葡萄牙，既有“大西洋国”，还有“布鲁牙”、“彼嘟呀尔”、“布都凯尔”等称谓；由于同时代英国在进行阿富汗战争，所以涉及到《新加坡自由报》对阿富汗地名的翻译。在对阿富汗的喀布尔的翻译中，也是出现了咖嘛尔、咖咘尔、加武尔等不同的译名。译名不统一时翻译的大忌，自然给读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惑，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接待了一批在南中国海落难的美国水手时，曾经向后者提问，问奥斯曼土耳其是不是美国的一个地区，美国水手回答自己的祖国和土耳其完全是两个国家，两者间的航程为6个月，这让林则徐大吃一惊。后来美国水手感慨，中国最富庶行省的总督的地理知识还赶不上普通的美国水手，翻译的地名不统一可谓授人以柄。

除了对国名的翻译不能统一之外，这些译者对于本国的历史也不甚熟稔：比如对于在中国水师历史的历史，以及清朝对应海军战术的深度报道中，原文的大意是“元世祖忽必烈派出舰队远征日本”，却被译者翻译为“元朝第一位皇帝派遣其将领姑布列坎远征日本”。如果作者对本国历史足够熟悉，在拼读出Kublai的发音之后，就能对应上本国固有的名词；

相比之下，同时代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名词翻译要精细得多，比如在处理诸葛亮的翻译时，如果只是列出一堆字母Kong Ming，那么这串发音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英语母语者毫无意义，连是人是物都无法辨别。所以鸦片战争时代，英国人乔治-怀特在写1843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图景》时，就对孔明进行了补充说明，将他比作“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虽然不甚恰当，但突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属性，让对历史背景缺乏了解的人迅速把我人物基本形象。能这样引用典故，体现了英国人对于中文的掌握度强于华人对于英文的熟悉程度。

在涉及到制度类名词时，翻译者没有对这些名词进行适当的归化和意译，而是完全保留了这些词语的异域色彩，但是却会让不了解西方制度文化的读者一头雾水。比如译者直接将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议会翻译为吕好司（house of lords）、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巴厘满衙门（parliment）等等；此外，对于某些制度性名词，作者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就直接翻译，并不理解这些立法机构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所以林则徐在后来大胆推断：按照集权帝国的，模式，他认为“英格兰女主当国，此女年幼，其叔又觊觎王位，断不敢与中国开战”；

在《广州纪事报》介绍欧洲列国军力的一篇报道中，原文提到1839“普鲁士有国民军或者后备军35万人”，原文里是有对Landwehr的补充说明的，但是中方在翻译时囫囵吞枣，不知所云地将Landwehr翻译为“兰威阿兵”，完全无法体现原文的本意。这说明当时的翻译不仅仓促，而且不刨根问底，对于中国没有的名物制度缺乏探究精神，所以林则徐看到的，仅仅是一串串国名和后面的数字。在阅读者缺乏西方文化的语境时，如果既不意译，又不加以说明制度、名物的作用，很容易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巨大困惑。

相比之下，同时代西方人介绍中国的著作，则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在19世纪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著作《番鬼在中国》、即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华事夷言》里，英国人描述中国的官僚体系时，直接将各个等级的文人和官僚概括为“文学家、立法者、执法者、道德家”；在介绍古代中国的军事理论时，直接绕开了具体而繁多的阵型名字，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直接介绍方阵、圆阵、前军、中军、后军等简单概念。反而更加明晰。

此外，部分名物的翻译出现了明显的歧视性，是天朝上国观念在作祟：比如将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故意翻译为“欧斯特里阿部落”，将法国首都巴黎翻译为“佛兰西国首部落”，则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了。

在对比了中西方翻译之后其实很容易发现，中文中一些行业和社会等级中的复杂术语，其实起到了体现社会地位、阻断知识流通的作用。反倒是外人在看清本质之后，能够用更加精炼、准确的词汇一语中的，描述其本质。

句法维度

从句法维度看，一方面是英语中有较长的从句结构，比文言文中的主谓倒置、定语后置、宾语前置等情况更加难以处理。受制于语法水平，也由于天朝心态在作祟，译者完全颠倒了一些从句的主句和从句关系，进而扭曲了很多信息的本意。

比如在翻译《鬼佬在中国》第12节的内容时，很多贬义性质的从句被翻译为褒义的内容：

在描述孔子时，原文的从句结构是：“孔夫子的言行录被翻译成拉丁文，其中并没有很多令人震惊或者惊叹的奇迹，尤其是在剔除那些崇拜者的认为夸大之后”；

但翻译者们很明显没有处理好这个从句结构，将这个从句曲解为：“孔夫子之书，系用拉丁字体译出，甚少精要道理；我等若信其不甚明白之书，以为中国儒教道理止步于此，恐为耶教所误”。可以说是完全地曲解了原文的本意。

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英国人原文的意思是：“中国人素来轻视武勇，特别是当这些勇敢者高傲自大的时候。这让中国人因为喜欢谦虚而显得柔弱胆怯。如果中国人的武勇能够达到他们的精明程度，那么欧洲列强就会换一种眼光看待他们。”

但是到了翻译者那里，这段话就自动变成了：“中国唯有勇武不及西洋；若中国兼备西洋之勇武，我等（西洋）敬中国尤当不及。”译者直接改变了原文的语气和倾向，将西方人的批评变为了敬仰，是阿Q精神的典型写照。

除此之外，翻译者虽然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海外经验，但是在翻译时依旧在迎合传统儒家思维的华夷二元对立的模式，毫无列国格局之思维。比如在《鬼佬在中国》的第14节中，英国人在谈到中国人种时，原文这样写道：“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靠，但是肤色越深，意味着该人种在智力和道德上越低级；那么中国人就是所有低级的有色人种中最聪明的一个”。

到了中国翻译那里，其他的白种人国家和世界列国被选择性忽视，翻译为“中国人之聪明灵便，除英吉利之外他国皆不及。”仿佛世界上只有中英两国存在，不存在其他国家，这种思维就是偏执和狭隘的体现。

篇章维度

从篇章维度看，用今天的流行概念来看，林则徐就是在以“碎片化”的方式学习西方文明各个维度的知识。《澳门新闻纸》并不是一本有完整体系和世界观的著作，而是一个立场、观点相矛盾的新闻剪报集。所谓的新闻纸，36%的新闻报道来自于《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新加坡自由报》，而这三份报纸，又会转载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澳门的报章。剩下的新闻来自于《澳门月报》、《中华丛论》等几个报纸，乃至于《鬼佬在中国》这样的外国著作。

数个来源中，其中《广州新闻报》被德国人摩拉接管，所以相比于其他两份英国人和美国人主导的报纸，《广州新闻报》无疑更加客观，对林则徐禁烟和备战持倾向于肯定的态度，但是英国人主导的《广州新闻报》则对林则徐的报道充满了指责和抵制。破碎的世界观，势必导致破碎的、不成体系的知识，而林则徐、魏源等人却将这作为重要的参考消息，以此制定策略，学习西方文化，对于学习者而言是先天不利的。

从段落的维度看，这些知识体系不仅碎片化，而且不完整。很明显，从内容分布来看，翻译服务于清朝的军政决策，所以多数翻译的新闻、社论、深度报道都与军事、贸易和时政有关系，是林则徐要求重点翻译军事、贸易、国际时政的结果。

因为当时时间紧张，开战在即，所以很多内容的翻译不仅错误多，而且是断章取义，非常不客观。

比如在著作《鬼佬在中国》的第38节里，作者介绍了19世纪西方的人种分类理论，将“中国人与蒙古人、缅甸人、北印度某些种族划为蒙古人种......这些人，特别是靠近北极的那一群，是比欧洲人劣等的......由于中国领土巨大，有少数中国本地居民，在长相上并不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很容易被欧洲人误认为是高加索人种；虽然多数皇帝的臣民并不好看，但有些臣民放在英格兰都是很好看的。”

而到了翻译者那里，就不仅仅是简化了，一整段话被直接扭曲为简单一句话：“蒙古在西北之地，与欧罗巴相近，故饮食性情颇近欧罗巴之人。”可以说是完全扭曲了本意。

此外，在《澳门月报》报道1839年9月14日，中国师船在澳门，误将官方发放过贸易许可的西班牙船只摩尔玫那号当成英国船只击沉，并虐待水手。《澳门月报》认为中国军队不辨别各国旗帜，因为怀疑摩尔玫那号给躲避在澳门的英国人送后勤给养、且私藏鸦片就将中立国船只击毁，将不加验证的怀疑当成裁决，还是在葡澳政府管辖的海域内，显得非常没有国际法概念。而中方在处理这段内容时，直接省略了这些批评性质的内容，而是大肆渲染中国军队围攻船只、暴打水手的行为。

总而言之，由于翻译人员有意或者无意的缩减，特别是对对于中国负面性描述的缩减，导致了林则徐对于敌我力量对比产生了不客观的错觉和误判，进而导致了他在战前的对外态度。

双方对于对方军力的分析

虽然有各种错误，但是林则徐组织的对军事方面的翻译虽有误差，但大致是准确的。但是很明显，林则徐最后接受到的信息，和英国人对于中国军力的描述差异非常巨大，双方对敌方军事信息的叙述翔实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从林则徐翻译的《澳门新闻纸》来看，英国人已经非常准确的描述了中国军队的性质、构成、武器与战术：在构成上，中国军队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汉军绿营和各地民团5类；其中前两类理论上最为精锐但是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武艺弛废；所以多数地区的防御重任落到了汉军绿营和各地团练上。

由于本着“书生荣耀”、“好男不当兵”的理念，军队招募的主要是贫苦农民和无产者，而且到了鸦片战争的时代，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成了事实上的世袭职业；虽然这些人都有月饷、出征口粮和出征行装银等各种军饷和补贴，但是具体的落实情况完全是因人而异，所以很多人是“有饷而贫”。

在装备上，蒙古人的装备水平并不精良，很多士兵只有基本的毡帽、皮衣，射程不远的弓箭、马刀和风格类似于北印度的杈子枪，战马显得矮小、厚重而敦实；八旗的军官头戴配有缨枪尖的锥形头盔，身穿内衬有铁片的棉质战袍，也使用类似的弓箭、杈子枪和刀剑，普通的战士护甲没有军官那么帅气，但是也比较威风，有的护甲上有护胸或者护肩的金属片；1801-1803年，由于满蒙王公的骑射和火枪技能日渐退化，嘉庆皇帝曾经试图恢复在北方围场的皇家狩猎，并斥责那些荒疏武艺的贵族子弟。

相比之下，汉军绿营缺乏护甲，主要使用竹、柳条或者藤编制的盾牌，虽然看起来不结实，但是在中国战场上可以挡住大部分弓箭伤害；此外，汉人使用种类繁多的刀、长枪、标枪、三头叉等近战武器，和英格兰相比，中国剑和剑术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虽然种类很多，但是真正在近战中可以造成威胁的，是一种头部带弧度的长柄砍刀和汉人用的双刀：和其他蛮族相比，汉人善于用双刀或者双剑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优势，这在日后的战斗中值得提防。

在远程火力上，中国人的习惯是更看重远射、其次肉搏。但是在远程火力上，中国人最喜欢的武器是他们的弓箭，无论满汉蒙都是如此，这一方面是鞑靼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汉人在体格和精神上的柔弱，所以会避免近战；满汉蒙的士兵并非不知道火器的威力，沿海的士兵对于西洋人的火器比较畏惧，但是本国手工生产的枪炮因为缺乏合理的数学比例和力学构造，射程很不稳定；他们的弹丸很明显不是统一批量生产的，这无疑会影响威力。最后因为铸造技术不过关，火药配比导致的药性不稳，他们的火枪很容易炸膛。最勇敢的士兵为了保证自己的视力，都不敢轻易用本国产的火枪。他们的加农炮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而且很多炮台是不能灵活调整设计角度的。因此弓箭成为了中国人最喜欢的远程武器，也是中国军队经常性的操练项目。

在布阵和行军上，中国人的队伍不整齐而且松散，冲锋时不顾排面的匹夫之勇被视为勇敢，行军时插队也比较常见。虽然他们的军事理论里也有前锋、中军、后卫的划分，但是后卫往往不严密；而且在他们的民间文化里，骑士时代的阵前单挑似乎很受推崇，但个人的勇猛并不等于军队的整体高素质。此外，和中国人狡诈的民族性格相通，在正面战斗前，他们将夜袭、火攻、埋雷、火攻船或者收买敌酋作为主要的手段，试图瓦解那些贪婪而短视的游牧侵略者。

中国人虽然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其实更服从自己的利益和皇帝的威慑。特别是鞑靼人征服后，专制君主和他的汉族臣民是没有共同利益交集、或者说是敌对的，所以汉人很难有爱国热情，去应对可能的英国入侵；而且由于绿营和八旗的实际待遇远远低于他们的应得，这些人只能另谋生路或者抢劫人民，缺乏专门的时间操练，所以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精良常备军。80万武力的庞大数目看起来吓人，但并不是80万装备精良、斗志饱满的爱国者，所以其实不足为据。畏惧主要是来自于神秘和不了解。

而且英国人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文明的超级稳定性和传承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封闭的地理环境，东亚大陆内部广大的田野、山脉和河道构成了巨大的内部市场，农耕的生活模式让人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生活。道德训诫式的法律很容易保存很多基础性的古老理念，而与发音脱节的文字，则让这里形成了跨越方言的沟通体系，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绝；所以英国人认为中国的文明稳定不是来源于军事力量强大，而是来源于根植于封闭环境的自成一体，这也造成了中国文化在早期先发时辉煌，但是后来长期停滞。这套体系可以让“中国之文胜于鞑靼之武”，但是英国人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不仅仅是宏观的文明发展层面，而且在微观层面，英国人细致分析了包括传教士笔记、商业报告、中国基督徒协助、其他欧洲国家战报等材料，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农耕和游牧的混合政权，这个国家没有从海上获得利益的根本需要，所以自古以来轻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军，这就是倭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能够肆虐中国沿海的原因；即使有外敌自海上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态度是自我封闭和消极应战，就连掌管中国最富庶沿海省份的林则徐总督，也是一个海军盲，这放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相比之下，由于之前的错误翻译、翻译将批评性语气完全转化为赞美性语气，林则徐对于西方军事的认识完全停留在比人数众寡、船只大小的地步，比如俄罗斯人口和兵力最盛，户口5000万，战船130艘，军队100余万；其次为奥地利，户口3300万，兵40万，另有兰威阿兵在外等；对于西方军队的长技，林则徐停留在“连环枪”的水平，只能远程射击，但是却不善于近战。除此之外，别无所长。这样的认识很显然是信息闭塞和不对等的结果。英国人研究过戚继光抗倭、壬辰战争、明清易代、郑成功攻等一系列战争，但是译文显示林则徐却对同期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英法争霸、拿破仑战争几乎一无所知。

而且中国军队在设防时丝毫不注意保密性，比如清军在广州、香港等地的炮台换防毫无保密意识，各种换防、加固工事都能被外国的民办报纸记录下来；特别是林则徐公开向十三行的外国商人购买商船充作战舰的消息被商人泄露，在英国人中传为笑谈，足以证明很多人国人对于保密缺乏意识。很多国人默认洋人不通华语，但是英国人通过传教士和商人的努力，很多在华英国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汉语，所以消息并不是单项封闭，而是双向流通的。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武力的较量，也是信息维度的较量。林则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处于伦敦-好望角-马六甲-孟买-澳门-广州的世界新闻链的最底端，先天性的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相比于英国人在西葡荷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系统而深刻的认识，林则徐通过碎片化的新闻学习西方知识，完全就是不成体系的学习，这让他的认识里的西方世界，在道德、制度和观念上与中国类似，但是仅仅是在武力上强于中国，丝毫意识不到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即将进行降维打击。这种错误的认知世界的方式，直到今天依旧是存在的。

而译者体现出来的问题在于，四个翻译员中仅有一人是本土培养，剩下三人都是英美传教士培养的结果；这导致了翻译团队在翻译中，不仅对不齐各种史地名词，对于本国的历史也体现得不甚熟练；此外，由于林则徐本人难以撼动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思想，译员们因为有留样或者与外人合作的经历，被林则徐视为奸细，排斥在核心决策圈之外。处于对权利的畏惧和对林则徐的讨好，4个翻译者们才会有意或者无意识的扭曲了原文的本意，《邹忌讽齐王纳谏》里，权利对于信息真实度的扭曲再次出现。林则徐所处的环境，和他封疆大吏的身份，都如同一层层滤镜，影响到了他所看到的世界，但殊不知，他这样看到的世界，绝对不是他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