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讲史堂第八百期】历史上的今天苏联废除古拉格:劳改营曾经关押过1400万人(历史系列第336讲)
军事
军事 > 自媒体 > 正文

【萨沙讲史堂第八百期】历史上的今天苏联废除古拉格:劳改营曾经关押过1400万人(历史系列第336讲)

历史上的今天苏联废除古拉格:劳改营曾经关押过1400万人。

古拉格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劳改营。

早在沙俄时期,就存在著名的流放和苦役制度。沙俄政府将严重的刑事罪犯和政治犯,送到西伯利亚、远东或者中亚无人区。

不过,流放和苦役仍然有较大的区别。

很多时候,流放只是强制你去边疆地区定居,若干年内不得离开。被流放者不见得要干活,很多人并不会被关在监牢里,有些甚至还有家人陪伴左右。当年很多政治犯,尤其是贵族或者军官都被判处流放,目的只是让他们不能留在俄国核心地区进行活动。

然而,苦役则不同。被判处苦役的人,要在看守监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们多是严重的刑事罪犯。

比如小说《复活》中的主人公玛丝洛娃因涉嫌谋财害命,被判处苦役。

不过,沙俄时期流放和苦役的数量都有限。

在19世纪最后30年,是这类刑罚的鼎盛时期:每年平均有3300~3500人被沙俄法院判处流放。根据官方统计,1898年1月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总人数为29.86万。如果将随行家眷计算在内,所有流亡人员的数量至少有40万。

随着沙俄的垮台,苏联继承了这种制度,并且发扬光大。

苏联时期的古拉格,是沙俄政府无法相比的。

根据俄罗斯当局解密的文件,苏联曾经存在过最多476座独立的集中营。在1929年到1953年的三十四年间,至少一千四百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多于七百万的苏联公民被流放到苏联的垦荒地区进行垦荒。

对于劳改营的恐怖,很多著作都有所涉及。

我们看看《日瓦戈医生》中的描述:

 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谈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逼出来的。我们木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fiH90’,此外什么都没有。”

    “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苏德)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我们几乎都报名了。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报名的人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还有《古拉格群岛》的描述: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皮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满,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枪托打。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

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 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其实,很多华人也见识过这一切:

后来成为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姚艮,在1932年8月去苏联给抗日义勇军筹备军火时,莫名其妙被捕,被强制劳改近6年之久。

苏联保安部门以“日本间谍”罪名,将他押送到劳改营。

据他回忆劳改营的生活说:“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国‘泽克’(俄文罪犯的谐音)以及苏联上千名劳改犯被送往远东黑龙江下游。由于劳动地区的偏僻和艰苦,甚至不需要特别看管,那些“罪犯们”是很难逃跑的……1936年7月,所有的中国人又被棚车装运到巴勒哈什北边的矛音特车站铁路工地,修筑卡里甘达-巴勒哈什湖铁路。在押解途中经过沙漠干旱地区,曾连续在三天的高温中没有喝到水,饱受干渴的折磨。修路工程完成后,中国“罪犯们”被装进带锁的棚车,由内务部押解部队押送,到北极之城瓦尔士特集中营。在那里我当了矿工,深入地下挖煤。……

几年来在劳改营中,我经历多次九死一生的灾难。在北极劳动营当矿工,深入地下上百米采挖煤矿时,矿井突然冒水。我和几位中国“罪犯”,埋在地下九天才被营救出来。

此外,在劳动营和押解转递过程中,还常常会发生俄国流氓抢劫和殴打中国人的事。在当年,我们这种罪犯被人打死,根本无人过问,看守随便挖个坑掩埋而已。

此时也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拼死去和他们打斗。

这一切总算过去了,万幸地活着出来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记得那些葬身异国的同胞呢?……1938年4月,我乘火车抵达边境。在出关时,我再次受到苏联边防人员满怀敌意的盘查和嘲讽,仍然被当作了间谍,只不过是劳改了五年三个月,如今被释放了而己。”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