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美国当女兵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让我们听听美国女大兵苏普雷亚.凡卡特桑的自述吧。
2004年,当我刚刚在军队中服役三个月时,就感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我那时经过操练中士的桌子,他正靠在椅子上,面前的地上是一位刚刚报到的新女兵。她躺在地上,穿着T恤衫和短裤,在做仰卧小踢腿。中士坐的位置正好可以完美看到她的胯部和大腿内侧。
这似乎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在高级个人训练中,士兵们在格斗基本练习后会做一些专业技能练习。我们会因此“被熏制“一番,意思是我们会被罚做一些沉重的练习,从而能强化身体能力,并摧毁个人头脑,以便能够塑造成服从命令的士兵。这个正在仰卧的女兵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我在哥登堡的时候跟这位女兵在同一个班上。哥登堡是一座军事设施,坐落于世界闻名的乔治亚州奥古斯塔高尔夫球场之间。用仰卧交替抬腿和其它有点性意味的惩罚性练习来“熏制”女兵,是操练中士一贯的名声,但那时,我对我的操练中士很崇拜。这件事在那会儿看起来就是个意外,我在军队中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但是我错了。
几个月以后,我在韩国的霍维营服役的时候,副排长直接对我说,所有的女兵都是“懒惰的荡妇”,而我也会变成这样。他对我解释说,军队正在经历一种均一的变化,不再允许我们进入沙漠和城市街巷这样的新兴战斗环境,因为越来越多的女人加入军队,而我们都是“懒惰的婊子”。
在经历了副排长几个月的每日申斥,我最终鼓起勇气告诉我的第一操练官,军中最资深的领导。他听完后,没有任何回复,第二天就将我调去了另一个排。我很感激他,但我也发现对副排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士兵一般都是因为行为不端而调离,关于我的流言四起。就如同骚扰或者侵害的事件一样,作为受害者的我一直被羞辱。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一次充满激情的陈述中,参议院克里斯坦吉丽布兰德说道,“我们从报告中得悉,经历过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60%的男性和58%的女性都指出在参与侵害的人中有一名管理人员。这是军队上层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经验,以及那些我了解的其他女性的经验都支持这一统计结果。
我在军队的六年不同的职阶中都见识了厌女症。周一早上在车辆调配场清洗和维护悍马时,男兵会凑在一起看手机上的色情录像,大聊他们性冒险的细节。我很快就学会并适应去听这些粗暴性行为的词语,很具有画面性所以在这不能描述细节。这种言语和性暴力的图像很快就成为我的精神现实。我自己也开始物化女性,并觉得自己被性别身份所困惑。
厌女症体现在小事情上,例如被指挥系统允许,在工作中心墙上挂裸女照片,但也有更大的情况发生,像是频繁的男性侵犯女性和强奸的事件。我的一个朋友,在阿富汗服役,她被一个男兵粗暴地强奸了,以至于现在无法怀孕。(她服役了十九年,最近才基于医疗需要退役,并且开始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进行复原治疗,每天都想着自杀。)另一个朋友,也是在韩国服役,被绑在她的寝室,被几个男兵强奸和殴打,四天后在血池中被发现。
在美国,据报道性侵案件数量下降了(从1995到2010下降了58%)。但是在军中,这种情况极大地增长,以至于联合国进行了介入。五角大楼承认,在2016年,军队收到了一份性侵数量创纪录的报告。今年,我们看到了陆战队联盟照片丑闻中这种性别文化的顽固,几百名海军在一个秘密的脸书群组中不经女性同意,就流转她们的私密照片。即使女性在战斗和领导角色中具有传统优势,真的没有多少努力被付诸在改变这一文化上。
厌女症,当然在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存在,但在军队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迈克尔基摩尔,《愤怒的白人男性》一书的作者,并且是纽约石溪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告诉我,“军队正如每一个其它的组织,因为这些非正式文化壁垒已经在各个地方出现。”但是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具有非常明确的层级。“如果军队的高层想要停下来,它就必须被停止。句号。”
军队,比任何其它的美国机构,都要坚决地运营于指挥系统的命令。它完全基于服从和命令。但是在军队公平的系统中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指挥系统需要对性侵的调查和惩罚进行负责。
2013年,参议院吉丽布兰德引进立法来转移指挥系统处理这些案件的权力。然而由于差一点没有达到为防止阻挠议案的60票的门槛,她失败了。2014年,参议院吉利布兰德再次抗争,然而又失败了。2016年,她试图重新引进这一法案,但共和党领袖不再允许这一法案的呈现,因为国防部门说移去司令官的权威会“危害纪律和命令执行”。结果,从性侵预防和回应办公室来的报告显示,一年又一年,军队中的性侵机会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进展,即使他们一次又一次承诺解决它。
劳伦斯科布,一位美国进步中心的前助理秘书和资深成员,告诉我,“指挥系统不可能参与到这些性侵问题中,因为这些问题都被稀释和扭曲了。”我雇佣的一位军队律师也同意。他估计,在他八年的经验中, ”95%被检举的犯罪是那些被抓住的犯罪,或者是被外部报道,而非军队内部揭发的犯罪。” 司令官本来就会掩盖这些指控,因为性侵案件反映出他们的失职。作为一个管理者,把问题压下去, 将犯事的人或者受害者调走是很容易的。
很多我们亲密同盟的军队,包括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德国,挪威,和澳大利亚,都已经开始从指挥系统手中移出对于暴力性犯罪的报告和检举权力,但我们为什么还不做?
军队中的一些人已经自行决定,通过他们,这些会被阻止。
当我被调到韩国的另一个排时,我受到未来导师的影响,他很有领导力。在他的带领下,我在身体上训练自己,在体力和射击测试上几乎得到满分。他帮助我研究每月的士兵竞赛,结果赢了很多次。这使我晋升到了中士,而我仅仅是在军队的第二年。当流言四起,说我的晋升是睡来的,我的导师与排里的其他人坐下来,并纠正他们的看法。他强有力地告诉他们,流言不是真的,并立即停止传播。
因为在关键时刻,有人守卫了我,也是因为其他真正的领导者的指引,我能够磨炼头脑和身体,并且在伊拉克的美国大使馆那里得到了一个职位,并且成为小金弗兰克哈米科,前第十八空军将军的随身侍从。哈米科将军鼓励我写作,并且为我未来的职业追求投下了种子。这些与男性的积极经验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我价值,并且帮助我成功,无论在或不在军队中。
我希望我能够说,我的军队生涯很美好地结束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当我的事业前行时,我又遇到了更差劲的管理人员。这让我异常清醒,即使有很多热诚的,专业的人在维护军队的荣耀,但是围绕在女性周围的大风气从未改变。
军队应该在道德上停止在队伍中对于女性的系统性虐待,但在顶层领导下令执行之前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项伟大而重要的工作只能由那些少数优秀的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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