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相，出师表五月渡泸后，蜀汉为何有了无当飞军

编者按：纵观诸葛亮一生中展现的才能，确实如他早年自比管仲、乐毅那样，堪称是出将入相，文武全才。虽然有陈寿对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评语，但诸葛亮的临阵指挥能量可是让司马懿都一点没脾气的。甚至到了晋朝还有特别推崇诸葛亮的兵法。而文武这两种角色彻底的转换点，就是本章要叙述的稳定南中。也就是他在《出师表》中，“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回忆。

在稳定南中之前，诸葛亮基本上是从事文职行政工作的汉家丞相，虽然在留守荆州和赴援益州时，曾经担任过主将的角色，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所指挥的范围也只限于荆州军团，而非蜀汉全军的主帅。自从出兵稳定南中开始，他就正式扮演起蜀汉全军统帅的军事角色，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直到病死在前线时，刚好十个年头。

他这十个年头的军事生涯，从时间上说，可以分为南征、北伐两个大的阶段：南征是指稳定南中，北伐是指进攻曹魏。不少人会把这两者视为互不关联的事件，实际却不然。因为从深层次来看，南征乃北伐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北伐之前必不可少的战略准备阶段。一言以蔽之，南征是他北伐的前奏和序曲，而北伐则是他南征的延续和拓展。

如果从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诸葛亮的南征，不仅是他本人军事生涯的重要举措之一，而且也在此后西南地区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亮丽篇章。此话怎讲？且听一一道来。

当时所谓的“南中”，是对东汉末年益州南部五个郡的统称。这五个郡是越嶲、永昌、益州、牂柯、朱提。此处特别要说一件有关当时南中历史地理的事，即后世有人在介绍南中时，说东汉末年的南中地区总共只有四个郡。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都漏掉了一个朱提郡。

“朱提”，按照前人对古地名的注解，其读音是shú shí，朱提郡的治所在今云南省昭通市。在这之前，朱提郡叫作“犍为属国”。所谓的“属国”，是东汉王朝设置的一种行政区划名称。东汉在一些少数部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特别设置属国，每个属国委任都尉一人，管理属国之内的少数部族事务。比如益州的犍为郡，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郡，其治所是武阳县，在今四川省眉山市的彭山区。而犍为郡的南部，当时是少数部族聚居之地，所以被划分出来，特别设置了一个犍为属国。刘备攻占益州之后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将其改名为朱提郡，并任命下属将领邓方为郡守。从此，南中地区的四郡一属国格局，就变成了五个郡的格局。

关于犍为属国被改为朱提郡一事，东晋时期益州本土学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曾有前后两处明确的记载。

第一处记载说：

"建安十九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

意思是说，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得蜀地，派遣时任安远将军的南郡人士邓方出任朱提郡太守，以及总管整个南中地区的庲降都督，治所确定在南昌县（刘琳先生认为在今贵州省赫章县境内）。

第二处记载说：

"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至建安二十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

意思是说，朱提郡原本是犍为郡的南部地区，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置，下有四个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被改名为“犍为属国”。到了建安二十年（215年），邓方被委派为犍为属国的都尉时，先主刘备将其职位改为朱提郡太守。

同一部史书中的两处记载，第一处说朱提郡改名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年），第二处说是在建安二十年（215年），为何不一致呢？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解释：“盖年头、年尾之差，非有误。”也就是说，改名一事，出现在建安十九年的年尾，很快就到新的一年，故而也被记载为建安二十年了。刘琳先生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采用了建安十九年的记载。

刘备去世之后，南中五个郡当中，除了面积最小的朱提郡，因为实力太弱没有卷入时局的动荡，其余的四个郡，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动荡。而诸葛亮的南征，所针对的地区自然就只限于发生动荡的四个郡，所以《三国志·后主传》中才会有“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的记载。后世有人仅仅因为看到上述记载中两次提到了“四郡”，就以为整个南中地区只包括这四个郡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此处先考辨和破解上述谜团，以打消读者诸君有可能产生的疑问，然后才好进行下面的叙述。

南中这片地域的面积相当广大，甚至大过了益州的北部，占了整个益州面积的一半以上。由于当时蜀汉王朝的领土只有益州这一个州，所以完全可以说，这南中足足占了蜀汉的大半壁江山。

南中的地域范围，包括现今四川省的南部以及贵州、云南两省，而且大部分都是许许多多古代部族共同居住的高原山区。刘备去世之后，南中地区的益州郡、越嶲郡、牂柯郡等地，一部分汉族的行政长官和土著大姓的首领，在东面孙吴政权的联络鼓动之下，转而支持孙吴。当时，执政的诸葛亮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了。

建兴三年（225年）的春三月，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南下，开始稳定南中。

当时出动的大军有多路，包括目标指向牂柯郡的马忠军团，目标指向益州郡的李恢军团等。而诸葛亮亲自率领的主力军团，从成都出发一直南下，冒险渡过当时叫作“泸水”的滔滔金沙江，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一直到了现今云南省昆明市的滇池一带。当年秋天，当地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之后，他把位于南中心脏地带的益州郡改名为建宁郡。所谓“建宁”者，即从此建立了安宁的政治秩序也。与此同时，又分出一部分地区，新设置了云南郡和兴古郡。于是南中原有的五个郡的格局，变成了新的七个郡的格局。当年十二月，稳定南中的任务圆满结束，诸葛亮率领大军回到成都。

诸葛亮主力军团行军的详细路线，现今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他所经过的主要地点上，认识却是大体一致的。

▲诸葛亮南征路线图

去程，是从成都出发南下，先走水路，经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到达安上（今四川省屏山县）之后，再上岸走陆路；经卑水（今四川省昭觉县）、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横渡泸水（即今金沙江），一直到达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

回程，是从滇池回返，从陆路取道东北方向的味县（今云南省曲靖市）、平夷（今贵州省毕节市），回到僰道之后，再由水路返回成都的。

大略估算下来，以上往返全程的距离，应在4000里以上。在10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在当时极为艰苦的交通条件之下，既要跋山涉水，又要在沿途不断安定社会秩序，争取民心拥护，恢复政局稳定，这显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繁重任务。

对于诸葛亮的“五月渡泸”，《三国演义》中曾有生动的描绘，比如瘴气弥漫的茫茫泸水、猛兽排列的神奇军阵等。这些文学性的描绘虽然很生动，却有大量的虚构成分。要想了解诸葛亮稳定南中的种种玄机和谜团，还是要从确凿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线索。

▲诸葛亮五月渡泸设置南中七郡示意图

第一重玄机和谜团，是“攻心为上”，即争取民心为上策这一著名的人性化行动方针，其最早的创意者是不是马谡？

《三国志·马良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动身前往南中时，下属马谡前来送行，并向诸葛亮进献了一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基本行动方针，诸葛亮欣然接纳，因此在后来的行动中成功争取到当地古代部族民众的衷心拥护，南中从此不再出现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反复。

这段记载，后世经常引用。现今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孔明殿前，就悬挂有一副非常著名且引起后世热烈讨论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的主题“攻心”，就是由马谡的建议而起。但是，习凿齿《襄阳记》中，把诸葛亮稳定南中的人性化行动方针，即通过和平方式来争取当地民众的人心，完全归功于马谡最早提出的建议，这种说法究竟又准不准确呢？

先哲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我们对待史书中的记载，同样也应当采取理性思考的态度。其实，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番，就会发觉《襄阳记》的说法值得商榷。

《三国志·后主传》明确记载，南中地区社会秩序开始出现问题，是在建兴元年（223年）的夏天。而诸葛亮稳定南中，是在建兴三年（225年）的春三月，间隔了将近两年。如果说，在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之内，作为蜀汉王朝首席辅政大臣兼全军统帅的诸葛亮，在用兵总体方针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一直都没有做出过非常成熟的考虑和谋划，硬是要等到千军万马已经上路出发之际，碰巧才在马谡指点之下恍然大悟的话，那么诸葛亮这位辅政大臣兼全军统帅也实在是当得太不称职、太不稳重了。以他那种一贯做事极其谨慎周密的品性而论，可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事实上，诸葛亮之所以会在稳定南中的过程中，坚持采用“攻心为上”的人性化行动方针，自有两大深刻原因。马谡的临时进言，只是恰好与诸葛亮本人的深思熟虑吻合，因而得到了他“深得吾心”的由衷欣赏而已。

深刻原因之一，是来自蜀汉创业总体战略设计上的一贯性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就已经为刘备开创蜀汉大业提出了总体战略设计。其中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两句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将来应当如何对待自己政权辖境之内各个古代部族的正确方针。所谓的“和”者，即和谐也；“抚”者，即安抚也。由此可见，早在十八年前，诸葛亮还没有进入仕途之前，在处理多部族的关系中必须坚持采用和谐安抚的人性化方针，已经成为他政治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现今到了真正需要他来具体处理多部族关系的现实问题之时，即便是没有马谡出面来进言建议，坚持采用人性化的行动方针，这也应当是他必然的选择。

深刻原因之二，是来自国家资源方面的深远考虑。诸葛亮所治理的蜀汉，是三国当中综合实力最弱的国家。而综合实力的诸多组成因素之中，最为关键的又是人口数量。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记载，直到蜀汉政权灭亡之时，登记在册的百姓也只有94万，军队将士10.2万，官吏4万。三者相加，总数才108.2万。而孙吴灭亡之时，登记在册的百姓有230万，军队将士23万，官吏3.2万，后宫0.5万，四者相加，总数为256.7万。（详见《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晋阳秋》）至于曹魏，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提供的数据，景元四年（263年）攻灭蜀汉时，与蜀汉合计，人口总数为537万多。如果减去上面蜀汉的人口总数108.2万，则曹魏的人口总数应当是428.8万。

以上的人口数字，虽然现今有学者心存怀疑，认为数量偏低。然而即便是偏低，也会是三个国家全都偏低，所以三国之间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却是基本准确可信的。相对的比例，大体说来孙吴人口是蜀汉的两倍多，而曹魏人口则将近是孙吴的两倍。

由此可见，蜀汉的人力资源，确确实实是三国当中最为缺乏的。

既然人力资源如此缺乏，而南中地区的各族居民又早已成为自己国家的子民百姓，并非交战国家的敌对民众，此时此刻要对南中地区采取非人性化的行动方针，使得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源更加缺乏，这是当政者诸葛亮绝对不会去做的大蠢事。

那么蜀汉时期南中地区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谜团。

在传世的史籍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统计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间接地推算出来。

在今本《后汉书》所包含的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列出了东汉益州下属的十二个郡国以及各个郡国的在册人口数目。其中，后来属于南中地区的郡国有五个，即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永昌郡、犍为属国（后来改为“朱提郡”）。如果以万人为单位来计算，万人以后四舍五入，这五个郡国的人口共计是294万人。而整个益州十二个郡国的总人口是726万人。所以南中这五个郡国的人口数，在比例上占约益州总人口数的40%。《续汉书·郡国志》的数据，来自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官方统计，是诸葛亮稳定南中之前八十五年的情形。

另据《晋书·地理志》所提供的官方数据，原来属于东汉益州的居民总计有30.86万户，而其中属于南中地区的居民则有8.3万户，约占益州总户数的27%。这是280年西晋统一之后的数据，也就是诸葛亮稳定南中之后五十五年的情形。

如果取上面两个百分比的平均值，即33.5%，再按照蜀汉总人口108万来计算，当时南中的人口，在比例上约占三分之一，大约有36万。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这样重要的人口资源具有极其宝贵的战略价值，就相当于自己的肢体一般重要。诸葛亮精心加以爱护都还来不及，怎么会采取非和平的手段加以摧残和削减呢？

只消举一个实例就会明白。此后他第一次北伐出兵祁山，在街亭受挫而撤回大军的途中，他把祁山附近西县（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北）的一千多家曹魏居民，一并带回了汉中。这一千多家居民，总人口不过几千人而已。诸葛亮连敌方的区区几千人都舍不得放弃，南中地区自己的子民百姓多达几十万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以上两方面的深刻原因，都使得诸葛亮必须要在南中采用“攻心为上”，即争取民心的人性化行动方针。也就是说，“攻心为上”用兵原则的创意者，其实并非马谡，而是诸葛亮本人。马谡的建议，只不过正好与他的深思熟虑不谋而合罢了。

第二重玄机和谜团，是诸葛亮在此番稳定南中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具体的重要举措，是否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呢？

诸葛亮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在前期的稳定行动中，一直秉持尊重对方、包容对方的人性化政策，坚决不采用血腥的暴力手段，充分体现出能够平等对待不同部族的进步价值观。

在后期的管理行动中，他又能够充分信任对方，采取完全委派当地部族首领实施基层一级行政管理的政策，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惯例，留下从外面进去的蜀汉朝廷官员和军队来管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要说到。

诸葛亮的举措也确确实实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蜀汉政治的大局上看，经过此番行动，当地的社会秩序基本恢复了安宁平静的状态，行政治理也进入了规范有效的程序。行政治理程序中最为关键的措施，是针对益州郡所采取的两项重要改革：一项是在政治宣传上，将处于南中地区核心位置，政治情况较为复杂，因而对周围各郡影响最大的益州郡，重新改名为建宁郡。所谓“建宁”者，从此建设安宁社会秩序之意也。另一项是在行政区划上，将新改名的建宁郡，在辖境范围上缩小，从而遏制其扩张。具体的做法，是将建宁郡西北的一部分，与西北边永昌郡、越嶲郡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云南郡，其治所为弄栋县（今云南省姚安县）。又将建宁郡南边的一部分，与南边牂柯郡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兴古郡，治所为宛温县（在今云南省砚山县西北）。于是，南中的行政区划，从原有的五个郡扩大到了七个郡，行政管理上比此前更加深入和稳固。至此，京城成都的大后方大体安定无忧，诸葛亮可以放心地转向外部，开始大举出兵北伐曹魏了。

其二，从北伐急需的人力资源来看，北伐急需的人力资源，包括后勤运输的民工部分以及前线作战的兵员部分，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南中36万人纳入蜀汉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之后，这两部分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补充。比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南中稳定之后，当地内迁到成都一带的人口，单单一种爱穿青色衣服的古代部族“青羌”，就有上万家。如果以每家五口人计算，就有五万人之多。其中的中年男女，可以一边从事耕种，一边运输军用物资。而健壮的男性青年，就被编成一支劲旅，他们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擅长在山地迅速奔跑冲杀，被誉为“飞军”，这正是诸葛亮北伐时急需的精锐部队。而指挥他们的将领，则是蜀汉的沙场勇将王平。王平的正式军职名称是“无当监”。所谓“无当”者，即这支劲旅的锋芒无人能够承当。曹魏虎将张郃，就是在后来追击王平的途中，中了这支“无当”劲旅设在木门道的埋伏，被利箭射中而当场身亡。所以诸葛亮的《出师表》才会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意思是稳定南中之后，国家就得到了充足的兵源。

其三，从北伐急需的军用资源来看，军用资源同样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南中地区面积很大，其山区之中蕴藏着多种多样的军用资源，诸如黄金、白银、朱砂等，源源不断地运出来，满足军用的急需。

其四，从北伐急需的山地作战经验来看，作战经验也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实践收获。诸葛亮要想北伐曹魏，并且取得成功，那么他所指挥的蜀汉军队，必须具备非常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性条件。原因很简单，蜀军进攻曹魏，必须翻越双方疆域相对稳定的分界线秦岭，其间的山路极其漫长、曲折和艰险。蜀汉的主力部队原来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成都一带的平原和浅丘陵地区，在艰险山地作战的经验显然极为欠缺和不足。经验欠缺和不足怎么办？只有进行实战性质的训练，认认真真去获得、去弥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于是乎，诸葛亮以身作则，亲自指挥主力军团，前往南中的一大片高原山地之上，翻山越岭，跨江渡河，跋涉千里，进攻防守，这对于强化蜀汉军队的山地作战经验而言，是最理想和最有效的办法。

总之，稳定了南中，又开发了南中，这不仅在政治上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安宁的大后方，而且在军事上为诸葛亮的北伐提供了战略资源的大基地，得到了山地作战的好经验。

第三重玄机和谜团，诸葛亮此举对于此后南中地区的发展究竟有何正面影响呢？

事实上，诸葛亮在南中大规模开发军用资源的同时，南中当地的经济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对当地多部族的广大居民而言，自然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意思是军用物资的开发，使得包括南中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开始富饶起来。

但是，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诸葛亮在南中地区的一系列正确举措，更加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南中地区的发展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新的篇章，首先体现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

大体说来，直到东汉后期，中央政府与南中地区之间直接的联系并不紧密，中央政府对南中的统治管理，也只是通过益州这一级的行政体制间接地实施。南中地区的重要性，并未得到突显和重视。

但是，经过诸葛亮稳定南中之后的认真管理和大力开发，南中地区的战略价值开始逐渐突显了出来，中央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也随之快速上升。

于是，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也就是蜀汉政权灭亡仅仅七年之后，西晋王朝就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将南中地区从益州完全分离出来，并且提升其行政区划的级别，在此单独设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州，特别取名为“宁州”。所谓“宁”者，即安宁之意也。看来西晋王朝也是迫切希望把这片广大的地区，从此变成自己安宁的战略大后方。

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之后，虽然曾经在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的大形势之下一度裁撤了宁州，但是，其后的晋惠帝认为这一重要地区依然应当由中央直接管辖，于是又宣布恢复设置宁州。这就充分证明：宁州这一地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重要性实在是不容小觑的。

自此之后，历经东晋、宋、齐、梁、北周五朝，宁州一直都是朝廷的重要直辖行政区之一，面积约占这五朝辖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完全可以说，宁州的有无，直接关系到上述五朝政权的盛衰。诸葛亮大举开发南中之后在政治上的巨大正面影响，由此可见一斑。